日期：1969-1-0 作者：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直接指导下，张春桥同志具体帮助下，姚文元同志历时8个月，修改13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旧中宣部、旧北京市委，疯狂抵制这篇文章的发表，从11日到28日的18天内，一直禁止北京各报刊转载。以后在周总理再三督促下，才被迫转载。毛主席在28日决定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
陈丕显、曹荻秋开动上海所有宣传机器，吹捧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还将彭真反革命集团炮制的《北京农业大跃进》列为重点片，在全市同时放映，竭力抵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影响。他们还把发表这篇文章的内情向罗瑞卿告密。罗瑞卿立即向彭真报信。陈丕显同时还把内情向陶铸透露。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开始揭发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罗瑞卿篡军反党的真面目。
毛主席在21日同陈伯达同志等说话时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赶到上海，陈丕显、曹荻秋再次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来头”向他告密。陈丕显在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和市人代会五届二次大会上，多次攻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可能有些冒失”，鼓动周谷城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起来“反批评”。
彭真之流千方百计包庇罗瑞卿、吴晗等，伺机翻案，并故意隐瞒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指示。
张春桥同志起草了《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指示：“这个讨论不仅是对一出戏的评价问题，而是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强调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都应重视思想战线上的大辩论，“推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但是，陈、曹的爪牙杨永直竟将最后这句话篡改掉了。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于2日到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写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刘少奇指使彭真于3日到12日在北京背着康生同志炮制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盗用中央名议，发给全党。2月8日，彭真在上海亲自将这个反革命文件草稿交给陈丕显并转魏文伯看，他们看后都表示“没有意见”。
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与“二月提纲”相呼应，不顾张春桥同志的坚决反对，通过组织，多次在内部演出黑话剧《大学风云》。
陈丕显在旧市委书记处讨论姚文元同志批驳吴晗假检讨、真反扑的文章时，公然指责“这文章太尖锐了，要注意分寸”，并不准“牵涉到北京市委”。以后，又索性扼杀了几篇文章。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28日到30日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同志的谈话中，严肃批评了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和彭真问题。又指出旧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工作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就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彭真又向陈丕显之流打听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并说“二月提纲”除了左派整风这一条有点问题外，按照执行就是。陈丕显、曹荻秋赶紧照办。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修改3次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发全党。
张春桥同志向旧市委书记处传达毛主席三次谈话的指示，并提议以市委名义正式向中央提出对“二月提纲”的意见。曹荻秋立即反对，说：“要就是口头说说，不正式写。”曹荻秋并在另一次旧市委书记处会议上把文化大革命对象限定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丕显借生病住院，躲入幕后指挥。
在江青同志指示下，姚文元同志写成《评“三家村”》一文，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乘张春桥同志不在上海的机会拒绝讨论。直到《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后，才匆忙“讨论”，陈丕显等提出不用姚文元同志名义发表。“讨论”中，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挥舞板斧，砍去了文章最后指出“丢卒保本，丢车保帅”的要害问题，并一会儿声称要先给旧北京市委打招呼，“免得他们被动”，一会儿提出要给“病得连报纸都不能看的”陈丕显“审查”，千方百计扼杀这篇文章的发表。
5月9日深夜，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文章，亲自将文章题目定为《评“三家村”》，并指示说，文章看了，很好，题目改短一些，问一下作者有无意见。毛主席的指示上海报纸立即排版发表。但是曹荻秋、杨西光公然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对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实行封锁，使他们很长时间不知道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曹荻秋、杨西光还故意不让姚文元同志参加最后一次校改。
5月10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批准下，《评“三家村”》发表。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彭、罗、陆、杨的罪行，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伟大历史文献，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下达。
陈丕显、曹荻秋乘机利用《通知》附件《文化革命大事记》中关于上海市委的一些提法，擅自扩大传达范围，在机关干部和大学生中普遍宣读，无耻地贪天之功据为己功，大造所谓“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社会舆论。曹荻秋、杨西光都竞相出面往自己脸上贴金。同时，曹荻秋又有意混淆两个司令部的界限，鼓吹“中央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意见也不一致”，叫嚷不能“大乱”，“要接受大跃进中的教训”。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
上海的革命群众纷纷贴出大字报，举行集会游行，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到处部署镇压学生运动，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吹所谓“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注意保密”、“不要让学生上街”等。同时，还到处煽动“小事小非也可以贴大字报”，“有什么问题搞什么问题”，大搞打击一大片。
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在6月中旬起来造旧党委的反。以旧市委派出的总工会副主任为首的“四清工作队”进厂镇压。规定群众贴大字报都要经工作队“审查”、“批准”，遭到革命工人的强烈反对。
林副主席就工交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写的一封信，在19日公开发表，指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7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
上旬，刘少奇经过上海，听了曹荻秋的关于上海“稳定”的情况汇报后，打气说：“贴市委的大字报少，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信的。”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更自以为得意，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工厂，以生产压革命，组织几万名工作队去灭火。在学校大整群众黑材料，准备“抓右派”。
毛主席回到北京，亲自领导中央文革的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8月18日在北京第一次亲自检阅红卫兵。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支持新生的红卫兵运动。周总理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
陈丕显、曹荻秋之流在上海疯狂镇压革命的红卫兵运动。先是声称“不提倡、不阻止”，以后又秘令“切实掌握”几个红卫兵组织“在自己手里”，“有可能可以用来起纠察工作用。”陈丕显并同曹荻秋、魏文伯秘密策划，严密封锁毛主席的大字报，组织围攻来沪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对抗江青同志指导，死保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常溪萍，并由曹荻秋带领旧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到师大、复旦等校煽动保守派压制革命造反派。北京、上海的红卫兵首次冲击旧市委，发生了震动全市的“八·卅”事件。
良工阀门厂（现名上海阀门一厂）等工厂的革命造反派，成立工人造反队，积极支持红卫兵。旧市委大肆污蔑这些工人造反队是“牛鬼蛇神组织”。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不准各地组织工人农民干预学生运动的重要指示。
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下，北京、上海红卫兵再次攻击旧市委，发生了“9·4”事件。通过斗争以及和北京等地革命红卫兵串联，上海大中学校的革命造反派在9、10月份逐步形成了炮司、三司、红革会、红上司、红西南、红东北、红反会等几个全市性组织。
南京路上好八连发表《同亲密战友红卫兵并肩战斗》一文。
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之流伪造周总理指示，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工人和学生的对立。并蒙蔽一部分劳动模范、五好工人打电报欺骗中央。他们还蒙蔽部分学生，策划成立了全市性统一的大、中学校学生保守派组织。他们还公然发电报以“正常生产势难保证”为名要胁中央下令停止全国大串联。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国庆节检阅150万革命大军。林副主席发表国庆讲话，号召全国革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坚决斗争。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主席、林副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伯达作了《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
江青同志在会议期间两次找陈丕显谈话，要他出来工作，接受群众斗争的考验。但他回上海后继续装病，躲在幕后策划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丕显、曹荻秋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旧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不准宣读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并恶毒攻击说：“如果说大家都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中央怎么办？过去还不是毛主席领导嘛！”
国棉十七厂、户工阀门厂、国棉三十一厂、上钢三厂、玻璃机械厂等单位工人革命造反派开始在同革命红卫兵串联过程中，互相串联起来。
大专院校、文艺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在10月下旬联合批斗了杨西光、杨永直、常溪萍、孟波之流。
伟大领袖毛主席前后八次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中国、世界革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于9日宣告成立。成立宣言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宣言号召全市的革命工人和一切革命群众，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世界革命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慌了手脚，急忙根据陶铸的黑指示，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采取“三不”政策：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曹荻秋大叫：“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上万名愤怒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会后举行了游行，找曹荻秋算帐。曹荻秋顽固地拒绝见面。革命工人怀着满腔怒火，决定“跟着红旗上北京”，向毛主席控告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 陈丕显、曹荻秋之流又恶毒地把上京控告的工总司队伍分割成三截，中断了沪京线的铁路交通。几千名工人造反队员被堵截在安亭，没有食物，没有开水，没有医药，也无法同中央和外界取得联系。但是工人造反派没有被吓倒，共产党员都站了出来，自动把队伍组织好，同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派来围攻的几万受蒙蔽工人、干部和工作队员，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斗争。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伟大领袖毛主席派张春桥同志回来处理安亭事件。12日，张春桥同志冒着大雨在安亭听取了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控诉，并传达了毛主席对上海工人运动的最大关怀。13日，张春桥同志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5项要求，同时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陈丕显竟打电话恶狠狠地责问陈伯达同志：“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权力？”当即受到陈伯达同志严厉批驳。但他竟在中央批准张春桥同志签字后，还指使曹荻秋召开旧市委会对张春桥进行突然袭击。张春桥同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警告他们不要变成陈独秀。但曹荻秋仍然将陶铸支持他们不同意成立全市性工人革命组织的指示到处传播。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和工总司问题的处理，指示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主席亲自支持了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从此，上海工人阶级以主力军姿态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陈、曹之流慌忙蒙蔽一部分工人，挑动工人斗工人。19日到25日，曹荻秋就三次接见良工阀门厂、国棉三十一厂等30多个单位的保守派代表，一再攻击张春桥同志处理安亭事件“破坏了党的原则”。26日，陈、曹一手策划的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抛出一份“给陈伯达、江青同志的特急电报”，恶毒攻击“双五条”是“大毒草”，叫喊要张春桥同志立即回上海“检查交代”。陈丕显频繁接见师大、复旦、旧教卫部保守派代表，煽动炮打张春桥同志。
经过陈丕显、杨西光精心策划，复旦大学一个保守组织，在11月下旬公然提出“批判”市委写作班在《海瑞罢官》批判期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称要“追市委、中央的根子”，把矛头直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革命造反派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并乘胜将杨西光拉下了马。陈丕显又指使杨永直在电影系统刮起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妖风，结果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杨永直被革命造反派揪斗后走投无路，几天换一个躲藏的地方。
工总司支持红革会提出的《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的革命要求。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向陶铸求救。陶铸作了黑指示：《解放日报》就是停刊一个月，也不能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陈、曹、魏之流立即挑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工总司虽然事前不知道红革会派人占领《解放日报》社，但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派出大批工人造反队员进入报社和革命小将并肩战斗，顶住了10几万受蒙蔽的赤卫队员的围攻，并和赤卫队展开了大辩论。从1日到8日，坚持8天8夜，最后终于迫使旧市委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陈、曹之流一手扶植的工人赤卫队总部在6日正式成立。曹荻秋蒙蔽一些著名劳动模范去充当“顾问”。
陈、曹之流于4日一夜之间全部撤出全市各厂四清工作队，并指使乘机私自销毁整群众的黑材料。接着挑起了纺织二十四厂赤卫队围攻革命造反队的严重武斗事件。工总司继解放日报事件后，又一次粉碎了陈、曹之流挑动工人斗工人的阴谋。
陈丕显从中央工作会议被批后，就向旧市委各部门发出指示：“经济上放宽一点，争取政治上主动。”11月底，他就指定宋日昌、石英、王克等人专门成立了“劳动工资接待小组”，打算调8个局长，20个处、科长组织一个班子，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曹荻秋密令这个小组：“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搞一个全面方案。”12月11日，陈丕显第一次出场主持旧市委委员会议，根据陶铸“要争取主动”，对造反派的物质要求“要尽量解决”的黑指示，对旧市委各部门负责人说：“群众运动中政治斗争必然要冲击到经济问题，经济制度、体制等问题势必冲破，看来是顶不住的”；“要独立思考，独立作战，灵活处理”。曹荻秋也胡说：“我们以前工作上被动，主要是经济上掌握太紧。”并指示“要扩大物资供应”。他并传达陈丕显的黑指示说：“对红卫兵经济上放宽一些。我们不要看作是经济接待，这就是政治接待。”魏文伯在锦江饭店一次黑会上侮蔑说：“学生是搞政治的，工人、农民是搞经济的。”
市委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在上海和外地在沪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冲破陈、曹之流的重重束缚和破坏，于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炮打上海市委”大会。在筹备过程中，红革会、红三司、新师大革命造反派让出了准备斗争常溪萍的会场，北航红旗组织了几百名中学红卫兵小将贴海报、造舆论，北三司帮助揪陈丕显。开会时，工总司又派1500名工人造反队员赶来声援。形成了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机关干部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大好形势。大会提出了“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革命口号，并把陈丕显第一次从幕后揪到幕前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当晚，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宣告成立。
陈丕显对后院起火极为惊慌，恶狠狠地说：“我对市委机关干部过去估价太高，运动以后要好好整他们一下！”19日，他就急忙地召见旧市委办公厅保守派，秘密布置他们赶快拉起各机关统一的保守组织，并要他们赶快搞一个10万人的批判大会，抛出杨西光，李家齐和苏超，丢卒保帅。于是“市委办公厅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并立即向旧市委各部委“文革”发号施令。
工人赤卫队23日召开假批判大会。事前，陈丕显召开旧市委书记处会议，指示曹荻秋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大会上表态“支持”造反派，结果曹荻秋在23日大会上先伪装指责工人赤卫队大方向错了，最后却又签字同意赤卫队把矛头对准工总司的“八项要求”。陈丕显次日又慌忙召开旧市委书记处会议，装作“高姿态”，说曹荻秋签字不能代表市委，并要他发表声明签字作废。进一步大规模挑起群众斗群众。
陈丕显以旧市委书记处名义发电报给中央，要求张春桥同志回上海，妄图使张春桥同志成为挡箭牌。接着，又发电报给中央，提名杨西光、李干成、张文韬担任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并企图在旧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部的造反派中物色一个办事班子，还策划由部队接管机关，说什么“机关部门垮一个，由驻沪部队接管一个”。
伟大领袖毛主席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毛主席非常关心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针对陈丕显用“内外有别”的口号来压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起来造反的阴谋，毛主席指示：“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毛主席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在“一二·一八”大会上提的口号很赞赏，对上海革命造反派讲究斗争策略表示满意。
工总司等8个群众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为夺取毛主席革命路线新胜利誓师大会》，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会上，曹荻秋对23日签字同意赤卫队“八项要求”一事做了假检讨，声明签字作废，并宣布赤卫队是“保皇组织”，声称“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革命造反派当场揭露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阴谋。
赤卫队头头煽动1200名受蒙蔽的工人，在共舞台开会，决定北上“控告”旧市委。次日，赤卫队坏头头王玉玺勾结铁路局一小撮走资派，私自发出两列火车把这些人装往北京，使他们离开生产岗位达20天。闹事前，一个赤卫队头头还扬言，如果曹荻秋签字不实现，就要搞30万人的游行，并要停工、停电、停交通。
来自六省一市的数万人开始在南京西路、西藏中路静坐示威。
宋日昌、王克、汪力田等连日根据陈丕显、王一平的黑指示，起草关于将集体所有制改全民所有制和临时工、外包工劳动福利问题的两个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文案。
姚文元同志给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负责人来电，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12月25日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给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上午，陈丕显跑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伪装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一方面抵赖自己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责，说：“如果说这条路线以陈丕显为代表，那大家研究去，是否与我的策划有关系？我的秘书可以证明，我没有策划。开会、报告没有和我商量。有些事同我商量，我还发过脾气。”另一方面又替曹荻秋开脱罪责，说曹对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总司“思想不通”，是因为“他认为多数、少数两派中都有左、中、右，应该一视同仁”。并妄想摸造反派的底，问：“现在要和你们商量的是，荻秋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救？”机关造反派代表当场拆穿了陈丕显的阴谋，提出三个问题要他立即回答：（一）你对曹荻秋这个人究竟怎么看？（二）你对旧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究竟怎么看？（三）你负责旧上海市委后，同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究竟有什么联系？陈丕显听到第三个问题时大吃一惊，说：“啊？！”接着，他就狡辩说：“刘、邓与上海的联系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长期在中央工作，市委这些人有什么特别联系呢？”他并妄图收买、拉拢机关革命造反派，说：“你们要什么，我给你们办，有什么事找我好了，我保证随叫随到！”回去后，他就下令送一辆小汽车给联络站“专用”，并派他的秘书混在联络站不走，当即被机关造反派一一顶了回去。
晚上，陈丕显约见杨永真、孟波，给他们出点子说：“脸皮厚一些，斗争归斗争，工作归工作。腿要勤些，下面多去跑跑，嘴要勤些，到下面多作检查。”
赤卫队头头召集各区负责人和部分工厂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拟了三项抗议和四项要求，并决定“为了挽回赤卫队声誉”，在28日上午10时组织一次全市性赤卫队大游行。
旧市委向全市各级党委发文，要四清工作队员全部回原四清单位进行“检查”。打击一大片，转移斗争大方向。
上海玻璃机械厂生产陷于瘫痪，受蒙蔽的赤卫队员大部分北上“告状”，仅钢窗车间28个小组400多个职工中就走了100多，其中包括18个生产组长及所有的调度、材料、技术、工具、资料计划的人员，钢窗车间革命造反派贴出第一张夺权大字报，当场有一百多位造反派工人签名支持。在这个车间造反队领导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很快顶起了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在这个车间带动下，由各车间串联了“夺权筹备小组”，并在12月31日成立了全市第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
市委机关联络站同红卫兵代表一起，迫使陈丕显同意交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旧市委书记处的全部会议记录和旧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全部档案，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供了大量罪证。
晚上，旧市委书记处召开各部委、各区、各局负责人会议。事前，陈丕显策划“抛一个保一批”，要曹荻秋在会上就签字同意赤卫队“八条”一事做“检讨”，并布置书记处其他成员表态同曹“划清界限”。会上，陈丕显还抛出一个“化整为零”的反革命方案，要到会干部准备应付“象过去打游击时期一样，上级和下级失去联系”的局面，“政治上独立思考，独立作战”。会后，陈、曹等一小撮走资派全部转入地下活动，就市委及各区、局负责人也溜个精光。旧市委陷于瘫痪状态。
参加26日黑会的赤卫队头头到旧市委“抗议”。杨浦区的上海电缆厂、玻璃机械厂、良工阀门厂等单位的工人赤卫队员已被骗陆续集结到旧市委并设立了“现场临时指挥部”。曹荻秋避而不见。
赤卫队坏头头王玉玺召开公用、邮电、铁路、普陀、长宁、安亭、静安、闸北、虹口等9个系统、地区负责人会议，阴谋策划在全市实行“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会上，这一小撮坏头头还决定“逐步升级”，先停纺织系统，次停财贸系统，再停交通系统，再停外港，造成国际影响，最后全部停下来，甚至连市内清洁卫生也停下来，使上海变成一座“死城”。妄想用这“最后一张王牌”，迫使中央“一定要派人来上海现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叫嚷：“如果中央派张春桥来，我们不要，一定要周总理、陈伯达接见”。王玉玺于次日凌晨二时会议结束后，公然向党中央、国务院发出要胁电报，要中央派专人在28日早晨7时赶到上海。
北方海运局党委书记李广签字同意补发艺徒一年工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迅速蔓延全港。这天，北方区海港开始停工。
汪力田签字同意邮电管理局1958年招入的家属工的工资由30元“调整”为41元。
旧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签字同意，“支疆革命青年家长造反队”的16点经济主义要求。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创刊。
陈丕显、曹荻秋一手挑起康平路事件。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假曹荻秋“把80万赤卫队员打成反革命”为理由，调集大批受蒙蔽群众到康平路包围旧市委书记处。到晚上，已有1万多名赤卫队员进入康平路。
张春桥同志深夜来电，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应该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警惕陈丕显之流及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借着“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张春桥同志特别强调，要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提出更高、更鲜明的政治口号，揭穿这一小撮坏家伙的阴谋，把矛头针对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使广大受蒙蔽的赤卫队员觉醒过来。
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立即紧急行动，决定抽调徐汇、闸北、普陀、长宁等区的工人造反队员，封锁康平路四周交通要道，防止赤卫队继续往里调人。同时动员全部宣传车、印发传单，在现场劝说受蒙蔽群众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由于大批受蒙蔽的赤卫队员离开生产岗位，杨浦区的纺织工厂开始部分停工，普陀、长宁等区的部分工厂也跟着陆续停工。革命、生产都受到严重损失。如国棉十七厂，由于2900余名赤卫队员被骗离厂，从1966年12月29日到1967年1月9日，10天中损失棉纱1787.61件，棉布6281公尺，合计产值达156万元。在印刷行业中，也由于大批赤卫队员离厂，单在12月26日到29日4天内，就少印了“老三篇”24万册，毛主席宝像18万张。
工人革命造反派出来顶受蒙蔽赤卫队员撂下的生产重担，国棉十七厂革命造反派采取加班，吃饭不停车，停人不停车等措施，决心把近3000名赤卫队离厂带来的巨大损失抓回来。华东纺织工学院的革命师生，也自动组织起来赶去顶班劳动。革命、生产都搞得轰轰烈烈。
凌晨，张春桥同志来电指示，对赤卫队要加强政治攻势，从政治上瓦解他们。工总司等20多个群众团体立即在衡山饭店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对赤卫队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各区工人造反队和红卫兵小将，陆续集结到康平路周围，封锁了所有交通要道，集中了各群众组织的宣传车和广播器材，向受蒙蔽的赤卫队员宣传16条，动员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一些革命群众组织还连夜赶写出了《炮口对准阎王殿》宣传单，揭露陈、曹之流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阴谋。这时，被骗进入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员也有3万多，除电话总机和机要室外，所有的楼房都占领了，大院里还挤得满满的。一天一夜下来，许多人又冻又饿又倦，早已人心涣散。不少人听到造反队宣传，就自动回厂。到下午，盘踞在旧市委书记处内部的赤卫队员仍有近2万，包围康平路四周的造反队员约有5、6万。
傍晚，曹荻秋才从躲藏的地方溜回旧市委书记处，同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谈判”。赤卫队坏头头指责曹荻秋“出卖了我们”。曹荻秋居然回答说：“我并没有全面否定你们的大方向，如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我也是肯定你们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赤卫队坏头头又说：“曹荻秋，你这个人就是形‘左’实右，是你自己拼命把我们培养起来的。现在你又一脚把我们踢开。”曹荻秋就洋洋得意地坐在那里听取“批判”。
晚上，陈丕显从躲藏的西郊宾馆亲自打电话给曹荻秋的秘书，要他转告曹荻秋：“如果赤卫队提出要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可以同意。他们要求给予物质上的方便，也可以答应。”曹荻秋立即照办。这就进一步煽起了赤卫队员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
在革命造反派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赤卫队开始动摇，瓦解。有个赤卫队小头头打了白旗到荣昌路60号前线临时指挥部找革命造反派进行“和平谈判”，于是就动员他对赤卫队喊话。但这时，赤卫队坏头头继续进行顽抗，造谣说：“有12个赤卫队员被造反派打死了！”“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天亮）6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工人造反队从下半夜2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6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6大堆。这天共有91人受伤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了几百箱饼干。
当晚，工总司乘大好形势，迫使赤卫队总部宣布解散。
各区的大部分赤卫队基层组织也被迫宣布解散。
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刮到许多单位，市民政局走资派签字同意将聋哑福利工厂平均工资从30元调整为50元，提升70％。市劳动局走资派签字同意补给地质局250人工资6万元。旧市委同意将临时工日工资改为月工资制，使每月增加工资额8万元。
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继续顽抗，调集了十二、三万受蒙蔽的赤卫队员，分四路集结在外白渡桥、长宁区、西藏路桥和天目路。主力集结在北站附近，准备“北上控告”。在外白渡桥、北站等处都同工人造反队发生小接触。
工总司总部凌晨在衡山饭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目前形势，决定聚集在康平路的几万造反队员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对已走掉的赤卫队员不要深追，要靠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对于已经解决的近2万名赤卫队员，也决定立即动员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康平路事件”发生后，赤卫队铁路联络站坏头头在王玉玺指使下，凌晨2点多钟打电话通知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调度所全部停下来，准备到康平路去”。又分别布置各车站，机务段都停下来到康平路去。调度所80多个人，除留几人看家外，全部离开了调度台。从早晨5时起，调度完全停止，机车不出库，列车不开行，货物不装卸，正在路上跑的列车也停下来，沪宁、沪杭线全部瘫痪。到31日早晨，总共26个半小时中运输无人指挥。这期间的损失是：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5万多旅客乘不上车；南京、杭州方向开来的28列客车停在沿线各站，5万多旅客撂在路上，沿途小站吃喝都成问题：上海地区货车38列，2025车货物堵在车站；南京、杭州方向开来的22列1119辆货车被迫中途停车；上海地区少装车759辆（应装1128辆，实装369辆），少装货物25735吨；少卸车1280辆（应卸1608辆，实卸328辆），少卸货物42880吨。31日后虽然局部复工，但正常生产秩序已被打乱，客车时发时停，绝大部分开不到终点；货车沪宁、沪杭两线加起来只开6、7对，不到平常的12％。各地纷纷来电告急。工厂原料、海港运输等都引起连锁反应。西南、西北地方物资部门还来电告急。
早晨5点多，吴淞地区部分工厂开始停工，6点不到，邮电部门开始停工。公交系统也部分停工。旧市委各部、委，各区、县、局，各基层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开始大量签字，同意补发工资、福利费、串联费等。北方区海运局李广对闹补发工资的1962年进港的青工说：“我们做得不对，是应该补3年，等于你们钱存在我们这里，但现在国家比较困难，我说嘛，还是补一年。”工人革命造反派坚决反对，上港七区革命干部与兴洲同志宁可受围攻，坚决不签字。
针对陈、曹之流挑动工人斗争一般四清队员的阴谋，工总司发出紧急通令，号召工人革命造反派分清敌友，不要上当，同时支持广大四清工作队员起来革命造反。
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根据张春桥同志“要把矛头针对市委”的意见，决定抓住“康平路事件”，筹备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提出“揪住陈丕显，打倒曹荻秋”。
凌晨，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造谣说：“中央首长已来到上海，住在衡山宾馆。”并派出少数赤卫队员包围衡山宾馆，以诱使工总司调集队伍去那里，然后带领数十万受蒙蔽赤卫队员“北上控告”。他们的“先头部队”数千人已到达昆山。接着，7、8万赤卫队员也陆续集合到昆山。开出了两列火车，动用了数百辆生产车辆，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及时识破了这一大阴谋，号召工人造反队员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同时，决定派出少部分造反队员和大批红卫兵小将，赶到昆山，劝说受蒙蔽的赤卫队员停止北上，迅速回厂抓革命，促生产。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挑动农民，一起围攻进行宣传的革命工人和革命学生，造成铁路中断，公路堵塞。
深夜，总理、张春桥同志打电话给陈丕显，责令他站出来同各造反组织开会，商量当前如何恢复铁路交通问题，指出，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深更广更透，要缓和一下，不要使事态扩大。这么多人到北京怎么行呢？可以派代表去。”总理责问道：“谁在幕后操纵赤卫队？”陈丕显公然进行欺骗，把责任统统推给张祺、杨士法。当被责问到他在机关里支持保守派组织时，陈丕显又狡辩这是“糊里糊涂又犯了一个错误”。总理、张春桥同志又严正警告陈丕显：“这是给你最后一个考验的机会。”但陈丕显拒不执行，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说请他们去东湖招待所商量，自己却先跑到北站去同铁路局走资派策划继续进行破坏。
张春桥同志又给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打电话，扼要转述了给陈丕显电话内容，要他转告各革命群众组织：“这是给陈丕显最后一个考验机会。陈丕显，你们要清算，以后算。市委和赤卫队一小撮人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革命造反派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张春桥同志强调指出：“革命造反派的斗争矛头主要针对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指出赤卫队坏头头王玉玺擅自同意发车，送大批赤卫队员上北京，是违法行为，应予逮捕法办，要陈丕显严肃处理。又提出工人造反队不要去昆山追赶，以免引起冲突，要多派些学生和机关干部去对赤卫队员做说服工作。
工总司等15个组织立即深夜在东湖招待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根据总理、张春桥同志电话精神，解决铁路中断、大量赤卫队员上北京以及集结昆山等问题，并在次日凌晨4时联合发出通告，指出：“铁路交通中断，昆山等处发生流血惨案，完全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恶果。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和他们操纵的工人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应负全部责任。受蒙蔽的广大工人赤卫队员无罪。”
陈丕显直到凌晨3时才参加了会议。但他竟无耻地把中央负责同志的严厉批评隐瞒掉了，厚着脸皮宣称：“总理、江青同志要我亲自来处理这个事件。”当即被革命造反派揭穿。最后，还是由各革命群众组织到昆山、苏州去解决问题。而陈丕显却躲在招待所里继续策划新的阴谋。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发出了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总攻击的伟大号召。
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派出大批红卫兵和机关干部奔赴昆山、苏州、无锡等地向受蒙蔽的赤卫队员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服他们返回生产岗位。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不断煽动赤卫队员和农民借“辩论”为名，日夜围攻革命造反派，把车胎的气放掉，把车子砸坏。工总司主要负责人一起赶到昆山，代表工总司总部向受蒙蔽群众表示造反派欢迎他们回厂参加抓革命、促生产，决不进行打击报复的鲜明态度。经过艰苦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到3日为止，绝大部分赤卫队员都陆续回来了，并纷纷声明退出这个保守组织。
陈丕显签字同意拨给二兵团活动经费15万元，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一批，以腐蚀造反派，搞垮工总司，分裂工人运动。
深夜12时，曹荻秋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召开了“香山路黑会”。参加者有王一平、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关建、杜淑贞、王克等8人。曹荻秋捧出陈丕显“政治上独立作战，独立思考”，“经济问题宽一点，争取政治上主动”的黑指示，煽动说：“现在这些问题，请示中央、国务院也没有用，还是自己先干起来吧！”王一平也恶毒地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吧！”会议制定了所谓“讨好群众，稳定整个局面”，“缓和缓和空气”的黑方针，订出了一个黑五条：一、1958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二、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三、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四、郊区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五、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曹荻秋在事前还要宋日昌和劳动局长王克拟定了一个具体方案，保证黑五条的贯彻，在会上通过。从此，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迅速蔓延全市。
工总司等20多个革命组织，在武康路2号召开“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组成了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的革命造反派“三结合”筹委会，下设秘书、保卫、后勤、宣传四组。会场初步确定设在文化广场。会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旧市委劳动局根据“香山路黑会”精神，召开干部会，传达曹荻秋黑指示和黑五条，制定了两个黑方案：《关于1961年——1963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以及社会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救济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关于当前若干工资待遇方面问题的初步意见》。并宣布立即付诸执行。
海港工人革命造反派坚决顶住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宣布：“当权派个人不能代表党委，个人签字无效！”
从上月30日到1月3日，在这个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影响下，全市刮起了一股抢房风。有些走资派带领受蒙蔽群众开卡车去抢房子；有些运动中被抄过家的牛鬼蛇神也乘机抢别的地区房子；甚至出现一家三口组织一个“造反司令部”去抢一幢三层楼房的怪事。据统计，5天内被抢占的有新工房22000多平方米，回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资本家多占房屋30万平方米，全市所有待分配的房屋抢占一空。为了抢房公开化，他们还串联组成一个全市性“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天天到房管部门去吵闹，要使用证、房票簿、钥匙及维修等等。
陈丕显又跑到华山路招待所躲起来，给红卫军头头开介绍信去找无锡市长江坚，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
《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全市和外地在沪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下，接管了《文汇报》。12月28日起，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在红卫兵小将和工人造反派的影响下，开始酝酿夺权。最后，外面得到工总司的支持，里面得到排字、印刷工人造反派的撑腰，又利用旧文革一些成员对旧市委派来的所谓“三人领导小组”的矛盾，一举夺下了报社大权。夺权后，由于比较注意大联合，支持赞成夺权的各派都有代表人物进入临时领导班子，所以在内部阻力较小，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敌人。
张春桥同志在北京《解放军报社》接见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等同志，指出：上海如果“三停”，也好，只要停上半天，他们全完了，赤卫队也彻底完蛋。现在让他表演表演，张春桥同志还说：曹荻秋要垮台，陈丕显一直不出来，应该拖他出来幕前表演，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还指出：你们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要抓紧，否则，你们不批判它，又给他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我看，还是抓紧批判。张春桥同志还强调指出，工人革命造反派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现在工总司的几个兵团是在安亭事件时按车厢分的，这样不利于组织阶级力量进行战斗，工人革命组织要按系统按部门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还建议工总司把总工会接管过来，把总部设在里面，同时不要搞大机构，要节约闹革命。总部工作人员首先要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好，要经常回本单位参加劳动，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工总司负责同志回沪后，立即在各系统、各基层进行了传达，明确斗争大方向。
“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备工作紧张进行。工总司参加筹备的同志发挥了极大作用，同几百个单位进行了交涉，动员搞分会场，并同一些单位故意刁难的走资派进行了坚决斗争，还发动了几百名工人造反队员连夜在各大马路，交通要道接广播线，安装转播设备，保证了短期内开大会。
宋季文向旧市委传达黑五条，立即贯彻到外贸、商业二局、市经委、计委等所属单位。顿时，银行发生几百个单位竞相提款的现象，金额越来越大，有的单位一次提去几十万元。
陈丕显找熊中节、夏明芳等去华山路招待所密谈，要他们组织地下接待站，解决他许给群众组织的车辆、物资、经费等问题。陈丕显还打电话给南京的陈扬，要他接待去南京动员赤卫队回沪的“炮司”人员，并替陈扬出点子，要他支持和依靠造反派。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以中央文革调查员身份来沪，代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一到上海，当天下午就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了毛主席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指示，听取了联络站负责人关于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经济主义斗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依靠工人等各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首先要把要害部门、要害工厂、要害单位控制起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文汇报》夺权表示全力支持，并提出《支部生活》要迅速恢复出版，这样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有了自己的舆论工具了。红革会负责人到武康路二号见到姚文元同志便立刻找了全体常委，坚持要求接见。傍晚，姚文元同志接见了他们。在一个多小时中，姚文元同志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意见，并指出红卫兵要向工人造反派学习。
工总司等11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印成传单，在全市散发。这份重要文件，是1月1日凌晨由15个革命群众组织在东湖招待所会议上共同起草的。3日晚上，在最后通过并签字时，市委机关联络站、二兵团、红三司、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4个组织由于未通知到而漏掉了。
《文汇报》新生后正式出版。
工总司针对陈、曹指使赤卫队坏头头搞“三停”的阴谋，责成旧市委书记处在锦江饭店召开局党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迫使梁国斌等人签字同意把水、电、煤气等要害部门交给革命造反派掌握。工总司负责人警告他们，如果继续暗中捣鬼，工人革命造反派将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同时表示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对要害单位加强控制和保卫，决不允许人破坏。
陈丕显一手策划成立的旧市委办公厅“捍革会”，按照陈丕显的黑指示，策划抢在全市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前夕，召开十万人大会，抛出曹荻秋、李家齐和苏超，达到“丢车保帅”的罪恶目的。旧市委办公厅内陈丕显的一些黑爪子，全都积极奔走效劳，刘夫畅替他们搞会场，供应物质条件，方扬、吴云溥替他们修改发言稿，苏超本人居然向他们提供“炮弹”。他们还拉了交大一个保守组织“卫真兵团”替他们作广告，表示他们是“真造反”。由于他们核心内部一位同志觉悟高，向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揭发了他们的阴谋，这天机关造反派和进驻旧市委办公厅的红卫兵一起闯进了他们正在秘密策划的地方，并促使他们内部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了头头的反，这个阴谋可耻地破产了。
陈丕显亲自出面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签字同意人力装卸运输工人“统一归口”，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致使生产停顿，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还胡说对各种群众组织的物质供应“抓得太紧了”，“应该放宽”，要人准备50辆广播车，3000辆自行车，发给各群众组织。曹荻秋也签字同意民办小学教师提高工资70％。
这天上午，陈扬从南京打电话给陈丕显，报告赤卫队活动情况。陈丕显再次指点陈扬：“你们要依靠造反派，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我现在就是同造反派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实际情况是，他和非法组织红卫军一小撮坏头头等，住在高级招待所，吃的高级点心，用物质收买的卑鄙手段指使他们替自己效劳。
深夜12时，“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总司代表等，找到陈丕显，责令他在5日下午6时前，把东躲西藏的旧市委、市人委部、局长以上人员全部集中到东湖招待所，以便参加大会接受批判，并当面勒令他自己准时到会，警告他如果敢溜掉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陈丕显无可奈何地一一答应。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新生的《文汇报》发表。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里，提出了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花招，号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解放日报》夺权胜利。由于报社保守派力量很强，因此斗争很艰苦。在红卫兵小将和工人造反派坚决支持下，5日晚正式宣布夺权。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立即表示支持。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工总司及铁路、海港等局造反派负责人，指出：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要加强海港、铁路等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揭发走资派乱签字、乱许愿、破坏生产，从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必须认清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也是对左派的一个考验。并且指出：要教育群众，你如果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好处，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不下去，国家就要变颜色了。同时，又提出要对受蒙蔽的赤卫队员多做工作，少抓人。
“打倒上海市委大会”进入筹备的最后阶段。在讨论海报署名时，红革会某些头头，表现了强烈的山头主义，引起了广大革命造反派的不满。上午，在工总司负责人提议下，大会会场从文化广场搬到人民广场。深夜，被“捍革会”引进旧市委办公厅压制造反派的交大“卫真兵团”头头突然出来造大会筹委会的反，造谣说发言稿都是从“捍革会”那里抢来的，是“假”批判，蒙蔽了一部分红卫兵，提出大会不能开。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机关造反派介绍了大会筹备过程，用铁的事实驳倒了“卫真兵团”的谎言，拆穿了他们破坏大会的阴谋。工总司坚持大会非开不可，提出30万工人革命造反派已经连夜集会，许多远的地区已经出发了，这样闹下去，如果大会开不成，“工人造反队员非砸烂我们狗头不可”。最后多数同志表示赞成，决定立即赶到会场继续完成最后的筹备工作。这时离开会已只有4小时了。
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刮到顶点。凌晨，旧市委候补委员、北方区海运管理局党委书记李广，竟然带领数百人登上工农兵十七号轮“北止控告”，使海港离开生产岗位的受蒙蔽群众达到5904人，日装卸量由9万吨猛降为35000吨。从1日到9日，这个局所属上海地区各单位，就发出现金148万元。9天中，平均每天有70余艘中外轮因无人装卸而停产，有一天停了114艘。为了赔偿中外轮非生产停泊损失，9天中亏损了几万英镑的外汇。同时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一个英国船长对我们公开挑衅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生产下降了”，“我今年来过3次，一次不如一次。这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落下去”。当即受到我革命造反派的严厉痛斥。4日，有艘希腊船因超过规定时间2个多小时才能解缆开航，船长竟将我国旗倒挂以示侮辱，把工人造反派的肺都气炸了。由于上海港货物堵塞，使北方海区各港口造成恶性循环。1日起，各港口纷纷停止发运物资，电力用煤、生铁、木材等重要物资严重积压，使生产受到重大损失，如轻工业局系统就有1万名工人被迫停工待料。这天深夜，工总司海港指挥部负责人找到陈丕显，要他对李广问题表态，陈丕显竟说：“凡是补发工资，按照中央指示，相符的就发，不符的请示中央嘛！”当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夺海港调度大权时，他惊慌得连说：“这可不行啊！”
银行提款额越来越大。华东电业管理局提取补发工资128万元，相当于该局4个月的工资总数。从1日到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及所属各区办，7天中的补发工资、福利费、营养费、奖金、劳动防护用品费、串联费等形形色色名目发出的现金，共达3800万元。上钢三厂，由于旧市委签字同意1958年后转入钢厂的青年工资级别一律从一级半升到四级，平均每人补发3年的升级工资800元，就补发出了60余万元，老工人也因青工升级而普遍调整级别，又补发了工资近130万元。
市场受到极大冲击。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高级商品一抢而空。中百一店，在1日到8日，销售总额比上月同期增加25.1％，比1966年同期增加36.3％。有些用户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郊区及市中心都接连发生脱销。
陈丕显继续公开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复员转业军人不得单独成立组织的批示，又擅自签发一个“市委通知”，批准非法组织红卫军改名为“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重申去年12月25日所签四点意见“继续有效”，“一切活动经费，仍由市民政局供给”，并规定“各单位接到此文后，必须切实传达”。红卫军一小撮坏头头也到处吹捧陈丕显是“老首长”。扬言：“陈丕显的第一书记可以打倒，但警备区的政委是打不倒的。”
在陈、曹之流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腐蚀毒害下，一批“为‘私’造反”的组织纷纷出现，什么“革命单身职工造反司令部”，“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长住临时户口革命造反司令部”，“支疆青年家长革命造反司令部”，“墓属革命造反委员会”等等，名目繁多，千奇百怪，专为解决老婆、房子、户口和子女调回上海等问题而造反。后来，仅列入市革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登记的不三不四组织就有354个。这天，有个“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率领1600人强行进入上海大夏，占用4层楼房，挥霍国家钱粮达一个半月左右。一些牛鬼蛇神乘机钻进去浑水摸鱼，严重影响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全市百万革命群众，冒着纷飞的大雪，胜利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中心会场设在人民广场，另有369个分会场，其中包括252个大工厂，117个工人俱乐部、影院、剧场和大专院校。4条大马路、12个交通要道安装了上千只喇叭。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广播，并用电视转播实况。大会有4千名工人造反队员担任纠察。宣传大会的广播车，遍布10个区，海报、标语直贴到闵行、昆山。规模之大，是上海解放以来第一次。会前，当负责后勤的工总司同志将旧市委旧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市内电话局政治部主任揪来责令解决转播设备时，他们都大吃一惊，说：“从来没搞过！”可是，几百名工人造反队员自己干，3天就搞成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常溪萍、宋季文、杨永直等上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旧市委、旧市人委部局长以上干部到会听取揭发批判。许多单位自动把本单位走资派揪押来陪斗。各个分会场里都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活靶子摆在那里。工人、学生、机关工作人员等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代表，在会上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陈、曹等一小撮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少滔天罪行。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上海人民不再承认曹荻秋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由革命造反派对他监督劳动改造，并报请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勒令陈丕显在7天内交代反革命罪行；建议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陈丕显、曹获秋之流态度极其恶劣。大会开始时，到处找不到曹荻秋，最后发现他竟躺在东湖招待所的沙发上睡大觉，愤怒的革命造反派将他揪到台上示众。陈丕显装得很老实，第一个到会挨斗。但大会以后，他立即由非法组织红卫军的一小撮坏头头以“保护老首长”名义接到衡山饭店窝藏起来，并马上给曹荻秋打电话：“中央还没有罢你的官，公开场合你不能工作了，还可以在后面做些事情。”魏文伯、韩哲一则在服务团点名勒令他们立即到会受审时，才灰溜溜地跑到会场。王一平在前一天就躲得无影无踪，因而没有到会受审。
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也深刻地教育了受蒙蔽群众。中午，工总司海港指挥部立即夺了全港调度系统的大权，把抓革命促生产的指挥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国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的革命造反派，对受蒙蔽的赤卫队员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工总司良工兵团还作出“五不”决定，即对受蒙蔽的赤卫队员不扣工资、不扣奖金、不戴帽子、不游街、不批斗，造反队负责人带头欢迎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广大赤卫队员受到很大震动，纷纷倒戈一击，国棉十七厂赤卫队员声明退出赤卫队组织的大字报贴满大字报走廊，回到车间后，加油工作，以弥补离开生产岗位带来的损失。
反经济主义的斗争迅猛开展。华东电业管理局的走资派，5日晚上签字同意供电局提出的在全系统补发、增加工资福利的要求，这就要使全局立即发出2亿元。6日大会以后，杨树浦等发电厂革命造反派立即决定开展斗争，迫使造反派当晚就打电话通知各厂停止发放补发工资，并到各厂去检讨。该局财务处有个干部，6日晚因局里工资基金发光，受蒙蔽群众包围他要求动用60万生产基金，他足足顶了一夜，直到次日早晨各厂革命造反派闻讯赶来才解围。这个系统的革命造反派还以历史的经验教育群众。解放前夕，美帝在逃跑时为了破坏我国经济建设，在旧上电系统大加工资，技术人员每人加到1000元，工程师最高加到2000元，直到1958年才最后解决。这个例子大大擦亮了群众的眼睛，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很快煞住。上海卷烟厂革命造反派在6日大会后，经过二天三夜的激烈斗争，把旧党委从银行领出作为补发工资的40万元生产基金，又敲锣打鼓送回银行。上海内河航运公司周家渡船厂走资派签字补发18人的工资差额达22600元，有位女工夫妻俩就领到4128元，6日大会后她立即全部退回，还主动去说服其他人，到次日18人就全退掉了。
张承宗又签字同意民办业余学校教师工资从22元增加到43元。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及各区办事处连日来受到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极大冲击。到6日晚，各区办的现金已发放一空。分行走资派姚国桐请示了马一行，问市分行金库里的现金可不可以发。马一行竟回答说：“你是行长，有权决定嘛！”姚国桐马上就决定发光算数。这一黑指示遭到银行革命造反派的强烈抵制。7日，市分行受到大批受蒙蔽群众的包围，同银行造反派展开了激烈辩论。正在紧急时刻，工总司两位常委带领总部工作人员赶到，红革会、北三司、炮司等组织一些革命学生也闻讯赶来。他们在工总司同志主持下，同银行造反派一起向提款人宣传《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个一个地把拥在门口的几百人说服了，有的当场把支票撕得粉碎。他们又向姚国桐等一小撮银行走资派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迫使这些家伙低头认罪。当夜，工总司主持起草了一份通令，宣布从1月7日下午5时起，在没有接到中央指示前，银行不得发放补发工资和其他福利费用、工会会费、工厂基金、集体积累资金一律冻结（这条到10日后修改为不得移作他用）。下午，闸北办通过分行走资派同意，提取了现金100万元，将要装车时，被革命造反派发现，坚决制止了。内河航运公司革命造反派，阻拦公司走资派动用生产资金18万元作补发工资用，并派代表到人民银行市分行斗争走资派姚国桐。从今天起，通过银行搞经济主义的渠道被堵塞。
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派战士赶到市分行门口加强保卫。
《工人造反报》发表社论《决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指出陈、曹之流企图诱骗群众造金钱和物质的反，梦想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斗争，向中央施加压力。社论号召猛打猛冲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天来，上海到北京的直达客车都在中途受到阻拦，没有一列开到终点。上海铁路分局第一列红色造反列车由共产党员机车司机张生堂同志驾驶，终于冲破走资派和赤卫队头头的重重拦阻开往北京。
驻沪三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机关工作人员，奔赴工厂、农村、车站、码头，同工人造反派并肩战斗，迎头痛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东海舰队全体指战员，公开表态支持《文汇报》夺权。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代表，分析研究了全市当前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张春桥同志传达了主席关于全国展开文化大革命重点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天津、第四东北的伟大战略部署，说：“上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处在很重要的地位，主席很关心上海，有关上海的材料都亲自看了，所以派我和姚文元同志回来。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报中央，也帮助上海左派队伍发展、成长、壮大，总结一些经验。因此，要组织一个班子，协助搞些调查研究工作”。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还指出，要看到形势的主流很好，不要被逆流所迷惑。要把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放到要害部门，多抓好要害部门，如港口、发电厂、自来水厂、电报局、电台、邮局、煤气公司、铁路局、公交公司等。晚7时，工总司和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师大红革会、炮司等学生组织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当前经济战线形势。由于海港和铁路基本瘫痪，引起连锁反应，许多重要工业部门面临停产的威胁。当务之急是解决煤的问题。全市杨树浦、闵行、南市、闸北、吴泾、吴淞、望亭7个电厂，存煤平均只够用3天，还在逐级下降。存煤情况是：1日，6.9万吨；2日，6.8万吨；3日，7.1万吨；4日，6.2万吨；5日，5.9万吨；6日，5.9万吨；7日，5.5万吨；8日，4.7万吨。最严重的是望亭电厂，存煤量只够1天半，11只炉子停了5只，发电量从每天400万度急剧下降到200万度。没电就没水，自来水供应也受到严重威胁。生产、生活全都要陷于极大混乱。怎么办？到会的工人、学生革命造反派代表，决心把领导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自己挑起来。
深夜，工总司所属铁路、海港、邮电、长航、交运、海运6局系统指挥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力机构。全体工作人员就是7名工人，2名干部和35名红卫兵小将。
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开始了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大进军。街头上，银行边，贴满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大标语，宣传画：“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革命不是为了钱！”“同志，当你拿到补发工资时，你就上当了！”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革命造反派根据上海两报消息自编新闻节目。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出：电台新闻广播还是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的消息为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的上海消息，有些是对内的东西，如果电台一广播，就会在国外发生影响，是不是从明天开始就不再广播内部的东西了。广革会当时接受了。
工总司钢铁兵团头头陈鸿康等，早想另立山头，2日就打算搞一个“工三司成立大会”，海报都印出来了，后来怕遭到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谴责，临时中止。陈丕显见有机可乘，就煽动他们说：“你们要钱可以的，但你们要有独立的组织名字才可以签字。”于是，钢铁兵团便从工总司分裂了出来，成立了“工三司”。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全文如下：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同天刊登。发表前，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审阅了《紧急通告》。
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工总司、《文汇报》、《解放日报》等8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并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说：“造了反，再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样好文章，不仅对华东有影响，并且会影响到全国。”张春桥同志说，现在我们乘此大好形势，从政治上进行反击，扩展1月6日大会的战果。各学生组织应该带了《人民日报》往昆山，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送到赤卫队中去。大家到大街小巷去宣传，使之家喻户晓。要表扬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其中包括工人和干部。要相信赤卫队中的多数人是好的，不要抓，要在报上宣传起义的赤卫队员的讲话。毛主席还说，两个报社要注意团结多数，主要是领导权问题，一定要掌握在左派手里，用人左、中、右都可用。张春桥同志说，只要两报一刊搞好了，中央的声音就能传达下去，关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问题，要找几个签字最多的最坏的局以上干部到厂里去开斗争会，让觉醒过来的赤卫队员一起去斗他们，《文汇报》、《解放日报》发消息。
中午，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接见了学生组织，阐释了《人民日报》上登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伟大意义和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指出它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产物，要求革命学生能抓住阶级斗争的纲，拿着《人民日报》和《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组成浩浩荡荡的宣传大军，到街道、工厂、里弄去宣传，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会后，与会的学生当即上街进行游行和宣传。
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文汇报》社同造反派代表谈话。张春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新生《文汇报》的关怀和支持，就办好报纸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姚文元同志提出要紧追两头，一头是毛主席的思想，一头是革命群众中先进的东西。最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传达了陈伯达同志要他们和《解放日报》派代表去北京汇报夺权情况的指示。
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接管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接着又和同济东方红联合接管上海站。
上海铁路局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最猖狂的要害部门之一。路局头号走资派邵光华在去年12月21日，就在同吕正操密谋后，第一个签字同意精螽职工要求复工补薪的协议。下面大小走资派立刻纷纷乱签字。从12月21日到1月9日，全局共签发了63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高达3050万元。就在《紧急通告》发表后，邵光华还签字同意一批1961年技校毕业生每人补发工资1500元，并声称这是“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各分局群众群起效尤。一些机车司机、乘务员、扳道员、信号员、装卸工都受了蒙蔽，停工去造经济反。那时北京站竟四门大开，无一人检票。这样，邵光华积极配合陈、曹之流的“三停”阴谋，造成了严重的铁路中断事件。从1日到8日，上海开往南京、杭州方面的客车，按计划是每天21列，实际开出每天平均只有17列，而且误点、中途停车事故每班都发生；开出货车，按计划应为23列，实际开出平均每日3列。货物装卸方面，装车计划为650辆22742吨，实际平均只有72辆2615吨；卸车按计划也只完成11％左右。3日到8日，南京、杭州方面开出的列车，每天平均有52列停在沿途各站，无法进入上海站。上海分局调度所是指挥铁路运行的神经中枢，但是其中90％是赤卫队，调度所主任王玉玺就是赤卫队总队头头，另外还出了一名赤卫队总部常委。这个要害部门的权不夺，铁路运输就不能恢复。
中午，铁联决定夺权。革命造反派冲进调度所宣布接管，并立即将赤卫队头头拉下马，顶上了12名熟悉业务的工人造反队员。300名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小将配合控制了整个北站。2小时后，铁路秩序就开始恢复。
《支部生活》宣告新生。
范佐栋等盗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名义，企图接管新生的《解放日报》。
工总司和国棉十七厂革命造反派把陈丕显、马一行、李广揪到厂里斗争。陈丕显居然对工总司负责人说：“你们这里很好嘛，我搬来和你们一起联合办公，只要给我装两部电话机，一部红的，一部黑的，就行了。”工总司负责人立即戳穿了他想躲到工总司牌子下逃避斗争的阴谋，并说：“我们这里庙小，装不下你这个大菩萨！”
《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两报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
晚上，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代表。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疯狂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到处大批签字的陈、曹黑爪牙宋季文、张承宗等拉出来游街示众，给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以迎头痛击。
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成立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专门负责对杂七杂八的经济主义组织进行斗争。
陈丕显签发关于人力装卸运输上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市委文件”，继续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这一文件送到旧市委印刷厂时，被机关造反派扣压。
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企图接管新生的《支部生活》，被革命造反派赶了出去。
毛主席决定向全国广播《紧急通告》。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就《紧急通告》的发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贺电。贺电指出，《紧急通告》的方向、路线和提出的方针、任务、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并强调指出：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贺电号召全国革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动经济主义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文件，通知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于深夜11时在党校召开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有工总司等40多个单位代表出席。张春桥同志传达了中央贺电，并讲了话。
张春桥同志指出，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的两个文件，指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这是解放十七年来从没有过的大事，集中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支持。
张春桥同志指出，我们刚取得了一点成绩，中央就作出了这么高的评价，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给全国作出了榜样。这与其说是评价，不如说是中央对我们的希望。我们作的还不够，距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我们应该拿出行动，努力实现贺电提出的各项要求，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张春桥同志又说，正因为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联合了，才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退。但据我们一周的观察，各革命组织的关系还不够好，有些事做得不妥当。例如有的组织为署名问题，登广告问题，要“封”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毛主席刚肯定这两张报纸的夺权，你采取什么“革命行动”？如果要砸两报和《支部生活》，全体革命群众都有权起来保卫它。因此，大家应以全局为重，做团结的模范。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建议立即筹备一个欢庆中央贺电大会，并建议成立上海各造反派组织联络站，以更好地联合起来，向反革命经济主义斗争。各革命群众组织热烈响应，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全市几十万群众大会的筹备工作，速度空前。
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外地学生驻沪联络站代表。张春桥同志指出，红卫兵搞军训很有必要，主要是搞政治训练，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纠正目前我们队伍里出现的错误思想。对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首先不要怕，要充分相信广大的工人群众是听毛主席的话，要大胆干。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它，应该把毛主席的话广泛地到工厂、农村进行宣传，让工人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自发的工人运动总是要搞经济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方面的问题引导到政治斗争上去。姚文元同志在谈到现在按行业、年级组织造反队相当多时，指出，美国就是按职业组织队伍，把工人阶级的队伍瓦解了。我们主张按16条原则组织我们的阶级队伍，对出现这种按职业分的思潮要加以引导。
工总司总部举行常委会。总部负责人传达了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各造反派组织，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要支持《文汇报》、《解放日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以革命利益为重，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以后各组织定期坐下来谈谈关系；全部精力都要集中在抓革命促生产。总部决定，当前主要任务是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三风”（经济风、串联风、抢房风），要揭露曹荻秋临死挣扎的阴谋，要大量搜集顶住“三风”的好典型加以总结宣传。还决定，要认真整顿各区联络站的组织，对于有些区领导人中带头刮“三风”的，要及时处理。另外，还根据张春桥同志建议，决定由工总司正式接管上海总工会，总部搬到那里去办公，这次会议对于推动各基层更好开展反经济主义斗争有很大作用。
红三司夺市公安局的权。10日晚，经三司在交大召开总部扩大会，各基层头头就红三司未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6日大会上未署名等事“炮轰”总部。并决定次日夺市公安局权。11日中午12时，红三司总部率四、五百人（也有红革会的），包围并冲进建国西路395号市公安局政治部，有人的房间占领、无人的房间查封。下午2时，红三司又以三司、红革会名义调集交大、外语、师大、复旦近千名红卫兵冲进福州路市公安局，宣布接管。这件事引起了一些群众组织的不同意见，市局人员都很听话的集中到礼堂开会。公革会事前不知道，事后即表示支持，结果以公革会为主接管市局。
连日来，由于魏文伯、宋日昌签字同意社办企业改国营，农村外出合同工的劳务副业收入由原来的公六私四改为95％归己。这就造成了社员与社员，社员与合同工的严重矛盾。如宝山县刘行公社沈宅大队有个30多人的缝纫组，如按此办理，每人每年平均可分现金1400元，而同等劳动力的社员，全年实做380个劳动日，却只能收入现金285元，相差5倍。同时，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也严重影响郊区的年终分配。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杜家桥生产队，全部现金3600元，而退还给外出工上交集体收入需6000元，社员年终不仅分不到现金，还倒欠2400元。该公社镇南大队每个劳动日值因此从去年的7角2分下降到只有3角7分。社员气愤地说：“走资派签字，社员出钱，丰产不丰收，大家去造反！”
郊区来的农民将陈丕显、宋日昌、刘粟等包围在东湖路招待所，要他们安排近十万来沪农民的食宿、交通问题。陈丕显煽动说：“我哪里有这些东西？东西都给别的造反队拿走了，你们自己和他们商量去吧！”他又找红卫军头头策划搞500辆卡车供农民用。晚上，陈丕显被愤怒的农民拖到风雨操场去揪斗。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中央贺电和《紧急通告》，并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指出：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的两个文件这个大事，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全市数十万革命群众，下午二时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市区各工厂凡不当班的工人造反队几乎全起来了，人民广场红旗如海，有线广播和电视的规模是1月6日大会外，还有10个郊区增设了12个转播站，收听人数达数百万，盛况空前。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张春桥同志向上海一千万人民报告了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的特大喜讯，传达了毛主席对上海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同上海人民心连着心，并宣读了中央贺电全文。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对上海每出现一个新事物，都首先给予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毛主席对上海有很高的希望。上海历来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据点之一，现在我们胜利了，但资产阶级还会采取各种手段同我们较量。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运用贺电这个最新最活的毛泽东思想，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以粉碎性打击。经过斗争使整个上海永远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国革命人民的强大基地。姚文元同志在讲话中，赞扬了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造反派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中，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同时愤怒地揭穿了陈、曹之流过去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算在自己帐上，贪天之功为己功，现在竟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照耀下创造的成绩算在自己名下，真是厚颜无耻。姚文元同志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再次证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革命造反派应该挺身而出，把无产阶级的各项领导权夺回来，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颜色。
大会在热烈欢呼声中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还通过了《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倡议书》。会后，上海革命人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次日，驻沪三军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欢呼中央贺电发表，声援上海革命造反派。
陈丕显穷途末路，一面恶毒咒骂张春桥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是给造反派“定调子”，一面阴谋陷害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示早已被他收买的招待所管理员窃听情报，并在生活上刁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在革命造反派的奋战下，铁路恢复到每天发出客车21列，银行造反派夺权后立即堵塞了经济主义最后一个漏洞，停止发放所谓“串联费”。长航局当晚夺权，马上将已经停工数天的31艘大驳船和6条拖轮，全部启航出港。受蒙蔽上京“控告”的上海第二制药厂9名赤卫队员，在人民日报社门口贴出一张《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说明赤卫队广大群众已开始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郊县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仍在蔓延。许多县办企事业及社办企事业走资派也大加工资福利、大发串联费。如川沙县补发工资福利等费用支出136万8000元，金山县100万元，嘉定县52万元。川沙县财政收入为此下降30％。嘉定县有个工人要从53年起补发追加工资，算算总数达近万元，以后没发。许多公社及农场人员脱产、停工进县城成立各色各样行会组织，如“初小毕业生造反总司令部”、“某某届农中毕业生造反总司令部”等，仅川沙县就有一百几十个，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特别在年终分红上，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提出“发光、分光”，“实行大民主分配”等反动口号，许多生产队都将次年生产资金也分光了，贫下中农和农村革命干部纷纷起来抵制。
陈丕显被嘉定农民造反派揪到马陆公社去批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张春桥同志首先肯定了公安局夺权的大方向，指出：上海公安局不仅已经瘫痪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成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如在康平路事件中，他们就是保了曹荻秋，而对柯老的家属都搁在那里不管，连情况也不知道。他们对好人也抓，还整理黑材料，在那里不要说无产阶级大民主、连小民主都没有。公安局的权一定要掌握在左派手里。红三司冲公安局大方向是对的，应该得到支持，责备是不行的。张春桥同志强调说，现在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尖锐，必须加强专政机构。毛主席一贯指示专政机关要与群众相结合，今后革命群众要加强对公安部门的监督，内外结合。他建议各革命群众组织联合搞一个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言。张春桥同志还提出，所谓接管，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权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如《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不能接管；谁接管，我们就派军队来保护。
张春桥同志又指出，对“长”字型大小的要做阶级分析，不能认为十七级以上都是坏的，要把犯错误的干部推上第一线，让他们在斗争中接受考验，改正错误。造反派要学会策略，极大的孤立敌人，要利用敌人的各种矛盾，决不要被敌人利用我们的矛盾。张春桥同志对复旦三派争论的蔡祖泉问题发表了意见，指出要很好的争取起义者，蔡祖泉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开始保，后来揭，毛主席几次提到，讲的好！他代表很大一个阶层。
接见结束后，锦江饭店红色造反委员会一小撮头头（后经查明其主要决策人是反革命分子）经过事前周密策划，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下楼时，电梯突然倒开上9楼，强行要求“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当即对这种恶劣行径提出严厉批评，要他们马上将电梯开下去。但是“红造”一小撮坏头头仍无理取闹，将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拦截在电梯内半个多小时，才勉强开下去。还当面造谣，说周总理同意要张春桥同志接见他们。事后还蒙蔽群众围攻迫害敢于揭发策划这次严重事件的坏头头的革命群众。
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根据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建议，着手筹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并起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告》。
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迅速取得很大战果。
铁路：已做到能够准点开出。这天沪宁线发车12列，到车12列，货运64938吨，客运30806人；沪杭线发车12列，到车10列，货运69849吨。有艘载有800桶危险品的日本货轮已因无车皮卸货而停泊9天，由造反派给予解决。9日到13日上午，上海站已送出旅客170371人。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在站内工作主动，有的日夜不睡顶班，有的把草包当被头，使过往旅客十分感动。
煤炭：这天枣庄、陶庄等已开始向上海发运炼焦制气的洗粒煤3250吨。煤气公司造反派采取措施，组织造反队员，突击抢运煤炭，使吴淞煤厂的库存煤从1天的用量增加到7天的用量。
煤气日产量从52万立方米回升到80万立方米。
交运：除劳动车队临时工为要求转为国营而继续停工外，情况全部恢复正常。
内河航运：内河航运公司造反派已使30多条拖轮，270多条驳船投入生产，全力供应煤气、焦化、发电等厂的工业用煤。但不少学徒闹工资福利而外出串联，还有30多条驳船停工。
自来水：自来水公司所属6家水厂的造反派，基本上都控制了调度、值班室、A机、泵房等要害部门，提出“保证不停一秒钟水”的口号。杨浦、南市、长桥等水厂，造反队员和老工人主动顶班，有的连续工作22小时。全市每天供水量140万吨，因有些工厂用户生产不够正常，虽略低于去年同期冬季低峰供水量，但已能满足需要。12日晚，公司造反派在红卫兵小将配合下宣布接管整个企业，受到广大职工热烈拥护。杨浦水厂有个赤卫队头头，前几天还说：“交掉袖章不要紧，交不了我的心！”但这天一早，他就把剩余的赤卫队袖章交给造反兵团，表示要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跑。
电话：邮电局和市内电话局走资派从1月3日起先后签字发出串联费22000多元，批准226名行政、科研、生产人员外出串联，又多次批发217人的补发工资122800余元，使全局40％的人离开生产岗位，仅积压的装拆移工单3000余张，9000多只电话被窃被损，电话欠费近40万元无人催交，生产秩序严重混乱，市内通讯随时有中断的危险。中央贺电来后，革命造反派宣布夺权，并声明过去走资派乱签字一律无效。受蒙蔽群众纷纷提高觉悟，已有147人退回了补发工资、串联费共33000多元，其中邮电中专61年毕业生43人集体退回全部补发工资1700多元。
从中央11日贺电下达后，全市掀起向市、区、县、局各种机构夺权的高潮。3天内，市、局、区、县一级单位共49个被夺权，其中造反派上下、内外结合接管的22个（旧市委宣传部、教卫部、财贸政治部、交通政治部、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政治部、商业二局、铁路局、交运局、港务局、北方区局、邮电局、长航分局、公用局、房地局、华东电力设计局、设计党委、园林处、物资局、华东电管局、手工业局、市教育局），外单位造反派接管的5个（市人民检察院、商业一局、市卫生局、劳动局、宝山县委），保守派企图接管的7个（旧市委机关、市人委机关、南市区委、南市区人委、静安区委、虹口区委、普陀区委），政治面目不清的接管一个（岳阳路公安局长办公室），造反派单方面接管未成的3个（旧市委书记处、科学院华东分院、卢湾区委）。政治面目不清组织接管未成1个（总工会）。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上海警备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1月11日指示，派部队保护银行及各级办事机构。同时，又派出部队帮助铁路维持交通。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就电台夺权问题作了三点指示：一、外边来的人不准接管；二、电台各派自己暂时也不要接管，保持正常的工作；三、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可以宣读，请大家讨论。如何有利于革命，可提出各种意见和方案，由我们向中央请示。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驻沪三军负责人，就解放军要支持革命造反派问题进行了座谈。张春桥同志指出，上海的形势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陈、曹之流处处压制造反派，以后，又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他们的表演是很够得了。我们相信，上海问题完全可由上海的革命左派自己来解决。毛主席对上海夺权斗争的开展很高兴。军队要支持、保护革命左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对于一些要害部门，军队要保护起来，有的要接管。民航局不能由群众接管，空军应该把它管起来；广播电台警备区可以管起来；这些事最好最近几天就办，宜快不宜迟。姚文元同志建议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学，搞军训试点。并指出搞军训要依靠革命左派，要走群众路线。接见后，驻沪三军负责人进行了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鲜明的支持革命造反派。
下午，工总司把曹荻秋押出来在全市各主要马路游街示众。
陈丕显上午被炮司揪去，下午慌忙躲到设在钜鹿路的一个学生组织住地去。
郊区农民运动逐步兴起，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县差不多都出现农革司和贫司两大组织。上海和外地在沪学生组织纷纷派人下乡。川沙县有个“四清”下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拉了各县农司七、八十人，来市区成立了“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
北京市革命群众组织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出席大会。总理、伯达同志在讲话中，赞扬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
凌晨二时半，二兵团、上三司等组织，带领工人、学生200多人，占领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并发布了三项通令：（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罪行，宣布接管，并上报中央；（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新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姚文元同志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副市长；（三）勒令原市委、市人委所有的机关干部、马上恢复办公、开始工作。上三司派人接管了旧市委办公厅机要室，要接收所有机要档案、文件，同机要室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通令发出后，他们又在马路上到处张贴大红喜报，散发传单。
中午，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得到消息后，马上找二兵团负责人谈话。张春桥同志对他说：“这个问题比较大，要接管市委，至少要和其他兄弟组织商量一下。因为把上海市委打倒，不是一个组织搞的，这是全市革命造反派和全市革命人民共同体的事情。”晚上，二兵团负责人在衡山饭店召集参加接管的各组织头头开会，认为各革命群众组织大家都不同意这样单独接管，于是把队伍撤了。赵全国也只好撤了。但撤出后，他立即搞了二张飞机票，到中央找中央文革告张春桥同志的状，目的未达，很快又飞回上海，马上着手策划炮打张春桥同志。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当天就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
陈丕显被红革会总部揪去。
毛主席接到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关于群众组织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报告，非常关心，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说：我赞成上海群众推选市委书记、市长的办法。这两个人我知道的。但总不能只有这两个人，总得有个名单，酝酿一下，报告中央。
毛主席又说，我也同意张春桥的意见，这个名单暂时不要宣布，做一段工作，搞几个回合，再宣布。
毛主席要张春桥同志告诉接管的单位，让他们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做法的。
毛主席还说：群众提名，这个办法是好的。比以前改组北京市委的办法好。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张春桥同志连夜找到二兵团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张春桥同志还找过上三司头头赵全国，但他到北京去告状了，没有找到。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下午二时，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代表，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并指出：一、要狠抓革命大批判，深入里弄宣传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使之家喻户晓；二、红卫兵还在建军初期，要认真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搞好革命大联合，并建议搞一个中学红卫兵章程，努力实现林副统帅提出的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三、要艰苦朴素，警惕走资派以物质腐蚀红卫兵。
中央发布的《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由各革命群众组织迅速大量翻印。学生、机关造反派大量出动，集中向几万进城农民、几十万临时工、外包工和街道里弄集体生产单位职工进行宣传。报纸并将中央文件每一条精神都化为短评。
在中央贺电的巨大支持下，反经济主义斗争进一步取得战绩。
钢：1月份产量计划为24万吨。上旬由于大批人员离开生产岗位，焦炭供应不上，而使生产陷于停顿。《紧急通告》发表后逐步恢复，全月完成18万300吨。
钢材：1月份计划为156000吨，钢铁工人表示力争完成。由于钢锭跟不上，决定先保无缝钢管、线材、冷轧钢等军工急需产品过关。到月底完成了157500吨，超额完成1500吨。
化工：1月上旬停工的工厂及重要车间有11个，已半数以上恢复生产。
机电：生产都在逐步恢复。如上海内燃机配件厂，1月份产值计划为146万元，有把握超额完成。第三机床厂原来全部停工，现已开足一班，主要是造反队员和老工人顶班。
电力：1月上旬正常需要量为96万6千瓦，1月上旬一度降至60万千瓦以下，从14日起已恢复到89万2千瓦。
煤球：从9日开始供应紧张，有谣传说要定量供应，郊县煤球首先抢购一空，农民纷纷湧入市区购买，使全市所有煤球店都排成一、二百人长队，有人一下就买了900斤（相当于5口之家半年多用量），黄浦区在10日将常备的10天库存全部卖光还发生脱销。中央贺电下达后开始好转。14日从青岛运出无烟煤6400吨。驻沪三军派出指战员抢运、抢做煤球。16日，市区除卢湾、徐汇、杨浦等区个别地段外，已无排队现象。全市日产量达5000吨。郊区宝山、上海、嘉定、川沙等仍很紧张。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调运前往支援。
粮食：库存量达5亿2千万斤，其中包括大米2亿1千万斤，稻谷1亿斤，面粉5千8百万斤，杂粮1亿5千万斤。正常供应量是1亿9千万斤，其中大米1亿3千万斤，居民积余粮票约1亿斤，可用来冲击市场的约3万斤，外地流动人口50万需1千5百万斤。因此，仅库存量就可支持2个半月以上。上旬运输紧张，到货量只能满足日销量的70％，中央贺电下达后，粮食系统革命造反派在全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下，采取干部参加劳动突击抢运等措施，基本做到不动库存，保证供应。
中央贺电下达后，受蒙蔽群众纷纷觉醒。郊区十县内河运输船工，原来闹经济问题陆续罢工。宝山县运输公司全部40多条船（3600吨位），从去年12月28日起停了半个多月。到11日，十县运输公司轮驳队已全部停航。贺电下达后4天内先后全部复工。崇明县万余名到市区“造反”的支农下放工人和下乡落户青年，已决定在今晚全部回去。虹口区抢房户在看了贺电和《紧急通告》后，不待动员，就有70％余自动迁出抢占的房屋。浙江象山来沪的“华东告状团”决定回去就地闹革命。
斗争依然十分激烈、艰苦。
陈丕显在长乐路红革会总部又签字同意发给红革会活动经费1万元，并要市财政局立即拨款。
由于大叛徒谭震林悍然下令渔轮停港，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的198艘渔轮平均每天只有五、六对出海。全市鱼及水产品库存量只有9万担，每天供应市场只有1千多担，不到平时的十分之一。春节预计供应的10万担鲜鱼到今天仍全无着落。
工业原料问题严重。库存生铁只剩12万1千吨；仅供本月下半月用。炼焦制气的精煤到货极少，质量很差。甲醇的库存只剩150吨，去年外地欠交2千吨，今年同兰州、太原等地签定的4800吨合同也一吨未到，严重威胁农药、塑料、医药等的生产。制碱、氯气生产所需工业食盐的库存仅余10天用量。今年所需大豆要求1亿2千2百万斤，粮食部仅分配6千万斤，本月份计划调入的900万斤，上旬10天只运来40万斤，已被迫动用储备库存，如调入情况不见好转，则库存在2月上旬将用光。
到今天止，华东局已有六省一市的“控告团”等，6个单位去宣布接管，并组成了“六省一市接管华东局委员会”（后改为“夺华东局权委员会”）。还接管了存放重要档案的华东局书记处及办公厅所在地。
《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发表社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号召革命领导干部到群众里面去，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广革会头头违背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在外部一些群众组织支持下，擅自宣布接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晚，上海警备区奉中央指示，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
反经济主义斗争在继续前进。铁路列车已能准点开出。东方红造船厂革命造反派在中央贺电下达后，声势大盛，封闭了厂赤卫队队部，揪斗了厂赤卫队的后台老闆旧党委政治部副主任，说服了受蒙蔽的赤卫队员来厂上班，顶住了1958年临时工来领补发工资福利费的吵闹，成立了“生产管理委员会”，使所有车床开了工，革命、生产形势大好。中百一店从9日《紧急通告》发表当天起，就有顾客来退还毛毯、呢大衣、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高级商品，这几天电话询问退货问题很多，革命造反派表示打破旧规，能退就退，以便使这些人及时退还补发工资。新疆乌鲁木齐市八一钢铁厂40名上海支疆青年返沪已2个月，看了中央贺电后表示“上了当权派的当”，“要立即返回新疆去，就地闹革命，并主动去对其他支疆青年进行动员说服。
户口倒流现象仍很严重。去年支疆青年约2万人，下放郊区各县农场青年约1万多，支持安徽的几千人，在走资派和坏人的挑动下，藉口文化革命中不得调动人员的规定，回沪要求报进户口安排工作。他们斗街道干部，而街道党委就领他们去找各区劳动局，而虹口区劳动局长竟同意有些人报进户口。长兴岛各农场下乡知识青年一万多人，跑得只剩一百人，造成牛羊大量死亡。支内职工倒流情况也很严重。仅仪表、化工、机电一局三个局近两年支内的26000名职工中，目前回沪的已近2万。回沪原因主要是外地走资派煽动他们回上海“造反”，而陈、曹之流又签字同意部分职工回沪重新安排工作。结果，造成大、小三线许多重要企业停产，如西安变压器电镀厂，全部职工1500人，都是上海电机厂、上海电镀厂调去的，现全部返沪；贵阳永阳电表厂也都是上海职工，现在走得只剩下厂长、党委书记各1人。还影响上海内迁任务完成，如江宁电机厂去年12月支援江西的近百人，行李家具都已寄走，而马一行竟同意“暂缓内迁”，结果都不愿去了，把寄走的东西追了回来。大量支内职工返沪给本市生活接待造成很大压力，有的阖家返沪，要求住旅馆、买月票、发生活费等，还大斗动员内迁的工作人员，甚至到家里去抓人。
工总司杨浦区许多基层造反队，根据总部决定开门整风。如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都在今天开始。整风要求，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及中央最近文件、社论，提高觉悟，整顿组织，将阶级异己分子从造反队清除出去，并对受蒙蔽群众和不同观点的同志进行耐心帮助。凡是进行火线整风的单位，造反队战斗力都有很大提高。
晚上，陈丕显被旧市委保守组织工农兵总部和“中教司”搞到建国西路中教司司令部里去。
《文汇报》、《解放日报》，根据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建议，同时重新刊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并分别发表了“告读者”和“编者的话”，指出这一光辉名篇在当前斗争中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革资产阶级的命的同时，也要革自己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命。
广革会在今天早晨又擅自播发所谓接管电台的声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亲自到电台找广革会战士谈话。张春桥同志指出，广播电台是国家专政的工具，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政变总是首先夺取电台。因此，电台夺权希望不要有反复，否则对党和国家声誉不利。要斗争在先，夺权在后。不许可各派有电台，电台只能播送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姚文元同志指出，军管目的，第一是保护革命派，第二是怕坏人破坏了国家的声誉，这是对革命派有利的。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要求革命造反派要和部队合作，共同搞好军管。
中央贺电下达后，在全市革命造反派反经济主义斗争的强大政治攻势下，经济主义组织“上海支农工人回沪造反总司令部”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头头在17日发出《告全市支农工人书》，要求支农工人积极回应中央号召，分期分批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但支农司中一小撮坏头头竟在大叫，“他们出卖了支农工人的利益”，并将那些头头强行扣押在他们占领的上海大厦中通宵围斗。上午，支农司杨浦分部一小撮坏头头用总部名义通知各区分部马上到人民广场集中，并宣扬：“我们是老工人，不属于当时精简下放范围，因此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不针对我们。”下午，被诱骗的六、七万人，号称十万，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并带去大量被子、草包，要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回答：“支农司大方向是否正确”，“是否经济主义组织”等三个问题。一小撮坏头头还煽动群众大喊：“一天不见，一天不散！”“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问题不解决，死也死在人民广场！”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派代表，根据张春桥同志三点意见（一、工人支援农业生产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大批人员离开生产岗位冲击城市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就地闹革命。三、个别问题个别解决。）化为工总司意见，去同支农司头头谈判。到深夜，他们勉强同意揪斗几个走资派就散。次日晚揪斗了汪力田、王克。但宣布散会时下面忽然高叫“不同意”，一批人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挑起流血事件，宣布原主席团靠边，重选司令部，并扣押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93人。经过一夜谈判，第三天（20日）凌晨又开大会，王克、汪力田签字同意在“造反”期间吃住由原单位解决，劳动局负责把1957年以前进厂的下放职工情况报告中央并检查执行刘、邓路线的错误，少数人组织“北上控诉团”并负责一切支出等五条协议，整整闹了3天，到20日下午6时才开始散去。
上海港各装卸区积压物资又达32万吨，一是水陆运输跟不上，二是经济主义又回潮。全港1000多名亦工亦农装卸工，去年12月宋季文签字同意收入九五归己，《紧急通告》发表后恢复到私四公六。但前一阶段把农民惹火了，各生产队拒收他们重新上交的六成收入，并停止口粮供应。上港一、四、七区和港驳公司的亦工亦农装卸工提出不借钱就停工。港驳公司因此有150艘驳船停产多日，影响物资积压5万多吨。另外，内河运输公司一些船员坚持要求实行“四一一制”（即4天工作，1天休息，1天停止生产搞运动，实际连星期天是两天休息），宣称不实行就全面停船，闹了许多天，已使内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
铁路局在夺权后斗争仍然十分激烈。邵光华接连组织反扑。革命造反派接管调度所的当天深夜，他就召开局级干部黑会策划挑动原赤卫队封路。黑会被造反派冲垮，他又挑动保守派闹“联合接管”。路局夺权的12日下午，他马上抛出“郑重声明”，叫嚣“我是路局局长，仍在执行自己的职务”，并拒不交出路局大印。当13日中央军委接见铁联报喜人员表示支持路局接管的消息传来，他又立刻指使一个副局长给铁道部打电话，“就说我邵光华讲的，为了不中断工作，请铁道部迅速派个局长来，或者军队来接管，否则会造成群众斗群众”。革命造反派在18日这天又狠狠批斗了他，并将他拉到各站、段去游斗。
铁路局夺权10天以来，迅速建立了革命、生产的新秩序。客车每天平均开出23列。货车每天开行22列，比夺权前10天多开19列。装车数从夺权前的每天平均76辆提高到466辆。发送吨数从夺权前的每天平均2615吨提高到11826吨。为了保证生产、生活急需物资供应，还根据火线指挥部决定，货运优先给军工、钢铁生产原料、外贸出口及吃、穿、用品的运输让路。革命造反派日夜苦战，一人顶几人，有的调度员五天不下火线，有的机车司机一天跑三、四次车去疏通线路。
上午，陈丕显因为他的秘书表示造反不跟他了，在秘书和警卫员面前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唉！现在把我搞得妻离子散。”当场遭到警卫员的驳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高度赞扬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是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以醒目地位登载了《文汇报》、《解放日报》重登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的报导，并全文转载了两报的编者按。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于晚上接见“抓革命、促生产”火线联合指挥部及上海铁路局、海港指挥部、商业一局、二局、旧市委生委、市粮食局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说，上次你去的时候，造反派只有2000千人，现在有100万人，上海工人革命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毛主席说，上海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大联合，革命大联合就是夺权。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听取了上海经济战线情况的汇报，指出：巴黎公社是经过马克思总结以后才肯定下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也是经过毛主席的肯定才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现在的形势很好，是我们胜利的时候了，对一般赤卫队员要欢迎他们回来，不要叫“老保”的名字了，要鼓励他们自己起来闹革命。这对壮大革命队伍有好处，不把多数人团结过来，总是危险的。有的人犯了一次错误可能反而好了，他们觉悟过来，可能成为很好的工人，再刮经济风，就有了免疫力。工人阶级应该按阶级分，不应按年限分或按行业分。否则，就是经济主义的，走资派就可以利用它来搞垮机关、工厂，分裂阶级队伍。上海的形势能走到前面去，就是由于最大的工人队伍在上海。这次上海工人造反派贡献很大，特别是夺权。工人每天都在创造历史。上海工人的天才，可能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了。夺权还要巩固，要准备几次反复，包括左派分裂，但出现分裂也不可怕，谁如果违背了毛主席思想还要继续揭露。目前，已面临把全市的权夺到手里的局面。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贯彻始终的。要警惕今后有人打着革命旗帜，甚至打着非常革命的旗帜干保皇的勾当。火车铁路、海港等指挥部可以向中央写个报告，今后可能代替原来的市人委等机构。在谈到学生在铁路顶岗时，张春桥同志高兴地说，这也是新经验。学生和工人在斗争中结合起来了，对学生的改造有很大好处。
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新革会、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红革会、红三司、上体司、版司、上艺司、上医司、小教司等几十个群众团体开始着手筹建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在党校开了第一次筹备会，推选工总司、机关联络站、新革会代表担任召集人，推选机关联络站、新革会、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等单位起草一个宣言。一位红卫兵小将提出，政治联络总站名字不响亮，容易跟一般群众组织混起来，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叫巴黎公社，我们的组织是不是叫“新上海公社？”大家一致叫好，初步定了名称。在讨论这场夺权斗争应该定个名称时，有人提议，我们现在的情况跟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差不多，可叫“一月革命”。又博得大家赞同，把准备起草的宣言名称定为《一月革命万岁——新上海公社宣言》。
两报一刊同时刊登了原赤卫队总部委员、上海试剂总厂中心实验室技术员李诗育的坦白交代，详细揭露了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召开九系统黑会策划搞“三停”罪恶阴谋的真相，在受蒙蔽的赤卫队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陈丕显又被旧市委工农兵总部和中教司“揪去”。
根据国务院来电，反经总部派代表去北京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了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赞扬了上海革命群众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27个群众组织共同签署的文件：《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为此分别发表社论《欢呼革命农民运动的兴起》和《热烈欢呼革命农民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人民日报》次日全文转载。
郊区农民运动开始蓬勃兴起。
川沙县已成立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拥有农民造反队员12万人，基本群众都是贫下中农，青少年则组成了贫下中农红卫兵。农司在每个公社都设一个司令部，共27个。在县人武部的帮助下这个县的革命大联合也比较巩固。革命、生产都搞得较好。
嘉定、上海、宝山等县也建立了全县性的农民造反组织。青浦、南汇则一开始就分裂为两大对立组织。
工总司负责人到警备区，要求派解放军同志到工总司帮助做政治思想工作，搞好思想革命化，使工人造反队伍更壮大，更坚强。经警备区负责同志研究，决定派出一支小分队，2月4日集中训练，2月20日进入工总司。
《文汇报》根据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发表了记者述评，述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抓革命，促生产，把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杀得落花流水的一派大好形势。《人民日报》于1月24日转载了这篇述评。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出要特别注意团结受蒙蔽的赤卫队普通队员后，工总司负责人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进行研究。当讨论到可不可以吸收一般赤卫队员参加造反队时，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这些“老保”不能参加造反队，他们有没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要经过长期考验，现在吸收进来弄不好造反队要被他们吃掉。一种意见，大多数赤卫队员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本质是好的，他们受蒙蔽是因为走资派利用他们对党的热爱，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欺骗了他们，一般赤卫队员有80万，要允许他们革命，把他们排斥在外面倒使造反派有孤立的危险，因此当他们提高觉悟后，应当吸收参加造反队。最后通过决议，一般受蒙蔽赤卫队员只要跟资产阶级路线划清界限，起来造反，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造反队。
工总司等23个群众组织发表了有关平反金银财产处理问题的报告，指出：政治上应该平反的人，经济上也应该平反；但为了防止由于经济平反处理上的混乱，而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通告规定对确实是被错抄的金银财物，也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复旦大学“孙悟空”、“北京公社”和“反复辟”等组织联合召开“批判蔡祖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帖有“直追后台老闆”、“揪出蔡祖泉，直追黑后台”等巨幅标语。在发言中，以揭蔡祖泉为名，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张春桥同志。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上三司头头赵全国，带领上三司、中三司（上海大中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中教司（上海市中教革命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兵团等4个组织，串通旧市委保守组织工农兵造反总部，再次宣布接管上海市委。上午，赵全国率5个组织的200多人，其中有七、八十人是上三司到上海县七一等公社骗来的青年农民，分乘十多辆彩车、五、六辆小汽车，以一辆宣传车开路，沿南京路等市区几条主要马路游行，“造舆论声势”。中午一点半，进占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赵全国随即召集四个组织头头开了个小会，造谣说总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有四点指示：（一）全市人民成立“上海市人民革命委员会”；（二）在“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先成立“督管委员会”；（三）命令市委、市人委各当权派立即恢复进行工作；（四）在全市设立接管的监督网。下午3时左右，赵全国对参加接管的群众发表讲话，继续伪造总理4点指示，并造谣说是陈伯达同志接见上三司驻京联络站代表时讲的，由驻京联络站在今天中午来电传达。在讲话中，他大肆侮蔑张春桥同志，说“张春桥到了上海，被几个群众组织控制住了，不下来和群众见面，不把上海情况向总理，伯达和江青报告。”还说，“有人说市委内部已经有造反派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接管？我说，不要看他们接管了，要看他们是什么货色：大老爷下台了，小老爷上来了！”他宣布成立“接管委员会”，并马上组织以上三司为主，参加接管的四个组织为核心的“督管委员会”——“上海市工农兵造反委员会”。他还说：“我们是真正造反派，工总司是保守号的。”会后，机关造反派找三司头头责问所谓“四点指示”的出处时，他们支吾了半天，也没答上来。当天下午，上三司接管了旧市委办公厅机要室，迫使一个工作人员交出了钥匙，还同旧市委工农兵总部一起，占领了旧市委印刷厂。
进驻旧市委办公厅的同济东方红、新师大红革会、哈军工、西军电等组织的红卫兵，同上三司进行激烈辩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
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了上海和外地在沪的30多个主要革命群众组织。详细传达了毛主席16日重要指示。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赞成群众起来夺权，包括由群众推荐市委和市人委的名单，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主席对上海革命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是那样的关心和支持，而且那样的细致，短短二十几天里，就肯定了《文汇报》、《解放日报》新生，《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发表，以及接管、夺权等问题，今后，我们完全可以更充分的发扬革命首创精神，把群众好的东西集中起来，然后再坚持下去，包括那些萌芽性的东西。可能这些东西开始看时不习惯，但却是新生事物，可以转请主席判断。张春桥同志指出，关于夺权斗争，毛主席已把上海的事实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现在是从一个个的实践中逐步理解这场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张春桥同志强调说，现在的中心是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只有把这个斗争打胜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取得胜利。夺权不能离开这个斗争。考验各个组织，究竟是革命的，不革命的，就看它在反对经济主义斗争中采取什么态度。
姚文元同志讲话时指出，反经济主义斗争是一个伟大的斗争，它促使了各个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大联合，又促进了夺权斗争。夺了权，还有巩固权、使用权的问题，也要在斗争中解决。各个革命组织内部的争论，也非得在斗争中边学习，边解决。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还着重指出，当前阶级斗争很复杂，今后还会出现严重的阶级斗争。如果我们的同志认为现在胜利了，可以松一松，那就会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措手不及。张春桥同志并指出赵全国所谓总理四点指示是伪造的。
在接见前，张春桥同志提出要赵全国来出席会议。他无理拒绝，在电话中仍然造谣说他们的行动得到总理支持，并躲在康平路继续策划炮打张春桥同志。到会的各革命群众组织非常气愤，认为这个人从一贯的表现来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扒手，应该马上逮捕。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劝说大家再看一看。接见结束后，大家决定马上去找他辩论。到康平路后，赵全国理屈词穷，仍然坚持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反动立场，并侮蔑去辩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引起群情激愤，立即集体将他扭送公安局。这次接管前后不到十二小时。
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在京举行“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出席大会，亲切慰问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上海代表向大会作了汇报。大会发出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回一切权力，把住所有关口，同反革命经济主义斗争到底。上海反经总部于当天组织四个调查组，分赴宝山、嘉定、金山、川沙四县，对农村经济主义妖风进行全面调查，事实证明这股妖风完全是陈、曹一手造成的。
国棉一厂杨富珍同志贴出大字报，揭发旧市委工作队镇压红卫兵运动的罪行，检讨在去年9月向中央发急电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帮助，决心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传达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主席的指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下午接见驻沪三军负责同志，指出：关于解放军介入、不介入的问题，现在很明确了。中央给上海的贺电中有军委的签名，这就是介入。用这样形式签名还是第一次。上海的形式很好，工人、红卫兵、机关干部还在联合起来，现在就缺少一个“兵”。驻沪三军应该支持左派，应该站在左派群众这一边。部队由不介入到介入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上海部队出来支持左派，使夺权斗争的形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全国会有影响。毛主席对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很重视。希望上海的部队在支左的方面也做出榜样来。老干部不要凭老本吃饭，否则就有危险。一个人过去有过战功，今天就要去动员群众来保卫自己，就必然要垮台。革命不能靠别人保护，要靠自己过关。毛主席期望老同志都能过关的。一些老同志长期脱离群众，与群众的关系疏远了，要好好学习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端正对群众的态度，端正对部队提出的要求，包括人力、物力的支援，要积极支持，首先在这方面建立起共同的感情来。只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方面，大方向就对头了，有些小的错误也不要紧。跟毛主席跟紧点，犯错误就不会太大。
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最新指示当天下达到驻沪三军。驻沪空军七三四一部队立即派出联络员，到工总司和市委机关联络站等革命群众组织访问，接洽支持革命左派的问题。
“新上海公社”筹委会连日开会，主要议题是哪些群众团体可以参加作为组成单位。经过争论，多数组织认为，一、二、三兵团是工总司所属组织，不能作为独立组成单位。红卫军是非法组织，它的一小撮坏头头干了大量坏事，坚决不同意参加。红工是经济主义组织，不同意吸收。其中真正的造反派可动员他们参加所在单位的工人造反队。关于本市学生组织，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最后协议原则上是全市性学生组织才可参加，但有的学校组织早已杀向社会，起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同全市性组织一样，也可作为独立组成单位。关于外地驻沪学生组织，基本同意在上海贡献较大的都可参加。
工总司部分常委、工作人员集会批判范佐栋、王文海搞分裂活动。提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狠抓大方向，不能成天忙于事务，决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支持和广大革命造反派对工总司的期望。范佐栋、王文海仍在积极活动，酝酿拉出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兵团常委张富根同红卫军一小撮坏头头一起串联虹桥机场一些人，策划成立所谓“中国民航上海管理局革命造反委员会”，扣押军代表，夺民航的权。出动大批人马在虹桥机场制造了20次班机迟飞12小时的严重事件。
晚上，复旦大学“孙悟空”等红卫兵组织聚会，策划炮打张春桥同志。曾经参加22日余庆路会议的“孙悟空”头头获悉25日批判刘邓大会上有人建议成立新市委，因此提出要制造舆论，连夜兵分两路，到南京东路、西藏路和淮海中路一带张贴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巨幅标语。
驻沪三军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在市内举行盛大武装游行。如驻沪空军就派出宣传车2辆、600多名指战员分乘20辆大卡车，到市区主要马路游行支持革命造反派，并派出安二飞机2架，由军参谋长指挥，在市区上空散发传单10万份。警备区还组织所属部队指战员向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红革会、农司筹等主要群众组织报喜，赠送毛主席著作和语录。
驻沪三军负责同志根据张春桥同志意见议决，立即派出大批车辆人员到车站、码头，帮助革命造反派搞好交通运输。东海舰队在1月中旬就已派出部队到上海港码头参加装卸工作，现决定增派人员。驻沪空军决定当天派出10辆卡车，数百名战士，到海港帮助疏散物资。警备区派指战员800余人和40辆卡车分赴车站和码头，同时还派出300人去帮助加工、运输煤球。
上海发生第三次单方面向旧市委、市人委夺权事件。
下午，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代表在党校讨论“新上海公社宣言”草稿，审查要求成为公社组成单位的各群众组织名单。参加此次筹委会的群众组织有60多个，是筹备过程中最多的一次。在会上，经激烈争论，选出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新革会、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等8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上海公社宣言、文件起草小组”。由于红革会小山头主义的影响，上海的各主要学生组织决定一个也不参加，以免影响起草工作进行。红革会代表认为是把自己排除出“核心”，在发言中点名攻击了到会的30多个组织，受到大会代表的严肃批评，红革会代表陷于孤立，提出“最最强烈抗议”，退出会场。晚上，筹委会多数代表决定谴责红革会的分裂行动，继续讨论。
市红革会总部在“友好大厦”举行了一整天常委会，分析近几天形势，有人认为全市出现一股所谓“反红革会逆流”。下午讨论了夺权问题，决定在新上海公社成立以前，争取工总司、农司筹、市委机关联络站等三个主要组织支援，由各大专院校红革会统一行动，把华东局、旧市委、旧市人委和十个旧区委、旧区人委的大印统统夺过来，抢先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夺权通告”。
晚上，市红革会总部第一把手亲自坐了摩托车到旧市委办公厅夺印。接着，华东局、旧市人委两颗大印也搞到手。与此同时，市红革会总部常委分头带人坐小汽车到10个旧区委、旧区人委收印。一夜之间就收了23颗大印。同时到两报坚持要求在次日从头版头条登载他们的“夺权通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亲自打电话给红革会头头，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行动，要他们克服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等错误思想，停止搞分裂活动。红革会常委勉强表示同意，但拒绝交出已收到的23颗大印，并马上讨论决定，“追查”所谓“反红革会逆流的根子”。
凌晨，“孙悟空”头头领了3个人，到外滩、南京路一带闹市区，涂写了大量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和张春桥同志的大标语：“谁在蔡祖泉问题上欺骗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谁欺骗毛主席就打倒谁！警惕陶铸、王任重式人物！”“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其中最恶毒的一条，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一·一六重要指示的：“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同时，复旦校园出现了《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
天亮，“孙悟空”头头等数人到党校藉口请示问题，要求张春桥同志接见。
上午，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邀请各群众组织与之进行辩论，要“孙悟空”摆事实回答为什么要反对张春桥同志。“孙悟空”头头拒不作正面回答，狡辩说：“中国的语言是最丰富、最精确的，我们的标语充分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市“炮司”头头为“孙悟空”进行狡辩，市红三司、市红革会的一些头头态度暧昧。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解放军报》发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驻沪三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又举行了游行以示声援。
海军驻东方红造船厂军代表，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在保守派和革命造反派激烈斗争中，主动公开正式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
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会”。有几十万人参加。揪住陈、曹等活靶子，狠揭狠批刘、邓在上海犯下的滔天罪行。驻沪三军参加了“打倒刘、邓大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驻沪三军第一次同革命造反派一起公开集会，向刘、邓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
上三司以“赵全国事件”为题，在全市贴出恶毒攻击张春桥同志的巨幅标语：《警惕上海陶铸、王任重式人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揪出围攻上海三司的后台老闆！》。
晚上复旦大学红革会开会，炮制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宣言书——《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同时，复旦“红三司”召开勤务组扩大会议，对张春桥同志的态度，一致的结论是：“我们不保”。“孙悟空”等组织决定立即整理炮打张春桥同志的黑材料。
市红革会派出上海师院红革会头头赴京，搜集炮打张春桥同志的材料。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节约闹革命”。上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纷纷举行座谈会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工总司等60多个群众组织，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在党校继续举行新上海公社筹备委员会议。
陈丕显这几天一直住在长乐路的红革会总部，他恶毒攻击制造谣言，煽动红革会头头说：“张春桥是两面派。在处理安亭事件上，他在市委书记会议上说，你们要坚持斗争，不要签字；在造反派那里，他自己却签字了。”早在去年11月中旬，陈丕显在接见复旦大学保守组织——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复旦大学大队部的某些成员时，就示意从市委写作班子着手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故意提出：“市委写作班是张、姚抓的”，亲自定下了从写作班入手炮打中央文革的路子。
市红革会在复兴中路一三六七号举行常委会议。竟然打电话，讹诈上海警备区派军队“保护”开会。会议认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是当前的“主流”，时机已到，立即起草了所谓《对当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还炮制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大毒草——《三十六个为什么？》等。复旦有的组织还刷出“决不让上海的文化革命走过场”、“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十字路口”、“怀疑一切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大标语。
《人民日报》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上海工总司等29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通告：《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标志着上海的工人运动有力地推动着农民革命运动更迅猛地向前发展。《文汇报》、《解放日报》在刊登上述通告的同时，发表了记者述评，评述上海郊区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市红革会在长乐路一○三九号继续开常委会策划炮打，提出“敢字当头，猛攻写作班，抓住材料袋，考验张春桥”，决定不由市红革会出面，让复旦先干。当晚，复旦红革会、红卫兵大队部造反派召开各兵团会议，决定马上采取行动，去绑架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等，进行“火力侦察”。会后，连夜派出50多人赶往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抓人。
工总司几次召开常委会讨论为了避免工人运动分裂，争取二兵团联合对敌，决定同意让二兵团头头担任工总司第二把手。但由于二兵团一些头头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几次谈判都未成功。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发布。
陈丕显之流煽起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一·二八事件”爆发。
凌晨一时许，复旦大学大队部造反派头头带领50余人到党校找联络站负责人声称要反映复旦反张春桥同志的情况。当联络站负责人出来后，他们立即将其绑架往复旦。联络站立即打电话给警备区请求保护，同时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汇报。四十分钟后，部队一个连赶到党校封锁现场，带队的师政委和闻讯赶来的市文保会代表和在场的工总司代表一起同双方开调查会。市红革会总部头头被驳得理屈词穷，被迫表示这一行动“不适宜”，同意马上放人。警备区代表就决定把部队撤走。但这时市红革会总部另一个头头突然责问“谁调动军队镇压红革会战士”，要警备区首先完全彻底承认错误。又挡住部队不让撤，未成，竟强行将带队的师政委和参谋扣押下来进行围攻。
上午，市红革会总部头头要求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要联络站转告他们，同意接见，但是要先放掉被无理绑架的人，同时指出绑架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首先是错误的，用扣留人质来要胁接见的做法更是错误的，希望他们不要坚持错误。
下午，市红革会头头在“友好大厦”召开各大专院校红革会负责人会议，提出所谓“解放军出兵复旦事件”，进一步煽动红革会战士炮打中央文革。7时许，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对红革会头头进行挽救，来到了他们的会场，耐心说明了事实真相，劝他们正确地处理这件事。但会议一开始，他们就进行了一场大围攻，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来对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持续达6个小时之久。
深夜，张春桥同志去解放日报社，召集当时在报社的部分学生群众组织，就他们提出要对解放日报进行“第二次夺权”问题，进行座谈。张春桥同志指出：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夺了权，毛主席肯定了。它现在的班子还不是很强。报社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知识分子成堆。能不能吸收一些新的成分，比如说在工厂、农村劳动过几年，又能经常接触劳动人民的，来一起办报纸，要把报纸办好，必须依靠广大革命造反派。是不是需要进行第二次夺权，首先要看办报纸的路线，方向是否对头，报社内部的革命派有没有这个要求；其次，还要看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意见，要听取工总司、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的意见。至于对一些具体问题，如社论、文章的意见，可以通过辩论，最后取得一致。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各部委造反队员负责人会议，介绍了“一·二八”事件真相，要求机关造反派挺身而出，反击炮打中央文革的逆流。有的造反队态度很坚决，少数造反队负责人表示动摇，认为“新形势很复杂，红革会提的问题有一定道理，目前公开表态为时过早。”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提出，市红革会总部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各向中央文革伯达、江青等发一份电报，说明“一·二八”真相，报告各自的观点。市经革会头头声称这是“大阴谋”，无理拒绝。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立即起草了一份电报稿，向伯达、江青如实汇报“一·二八”绑架事件的真相。但这封电报稿交旧市委办公厅机要局拍发时，竟被旧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头头勾结红革会头头私自扣压，并将原稿抢去作为“证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欺骗中央文革，镇压学生运动”的“炮弹”。后由驻沪空军提供保护，重新起草了电报，改用明码发出。
下午，市红革会头头恶毒侮蔑张春桥同志欺骗毛主席，要张春桥单独接见他们，并立即搞飞机票让他们到北京去“控告”。同时在各大专院校，在各大马路上，大刷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标语。
晚上，复旦红革会头头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这个黑会上，复旦各组织头头竞相登台表演，比赛谁的调子高。大队部造反派、“孙悟空”、红三司、复旦校友兵团、“红教工”、赤卫军以及市教革会总部等头头都赶快表态“完全支持”红革会头头的观点，有的人竟公然宣称：过去我是两面派，现在不做两面派了，要做反张春桥的一面派了。”大批政治面目不清的本市、外地的人湧来参加会、递条子，喊口号，闹得乌烟瘴气。在一片炮打中央文革的叫嚣中，复旦原来对立的各派组织，忽然发现大家“观点很一致，”实现了“大联合”，准备成立“新复旦公社”。会上，还决定第二天上午在全市游街示威，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拉出去“游街示众”；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甚至发展到准备对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采取“行动”，并无耻地提出要警备区部队“保护明天的游行和集会”。
复旦的保守派“乘风破浪”、“北京公社”等组织头头纷纷出动配合炮打中央文革。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也全都神气起来。
本市外地还有一些群众组织其中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些联合组织，卷进了这股逆流。
工总司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中央文革。
“一·二八”发生后，工总司内部正在为二兵团冲砸南市区分部而闹矛盾，总部和二兵团各调集几万队伍准备在南市区大干一场。一看大局要出问题，总部首先把队伍撤回待命，二兵团也撤了。晚上，总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形势，对红革会头头的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怒。听说红革会要召开炮打黑会，总部连夜火速布置各区各工厂工人造反队把守全市交通要道，杨浦区分部把守在外滩一带；二兵团和徐汇区分部把守在康平路附近所有马路，严阵以待，防止任何事件，并及时劝阻受蒙蔽的红革会战士不要去参加次日的炮打黑会。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深夜到会场同工总司同志谈话，指出，现在上海出现这样好的形势，是由于毛主席的支持，也归功于广大工人造反派。上海的局势是工人阶级在控制。但是我们打了大胜仗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陈丕显还在活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工人阶级内部会有所反映。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团结，更要大联合，把所有的党政财文大权都夺到手。我们的队伍内部有矛盾，要协商解决，在谈到炮打问题时，张春桥同志指出，炮打最早的倒不是红革会，但他们为了抢头功，就走到人家前头去了。可是，一个人，一个组织如果有了一点成绩，做了一点工作，就不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一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走向反动。
凌晨，中央文革一·二九特急电报发到上海，明确指出：“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广大红卫兵战士，痛击了陈、曹之流阴谋，极大地支持了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早晨五时，复旦红革会得到消息，中央特急电报已到，六时决定：（一）停止行动（包括大会、游行）；（二）撒下一切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大标语；（三）释放绑架到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市红革会也被迫停止行动。但同时立即组织“北上控告团”，由红革会、红三司、“孙悟空”等20余头头，带上黑材料，在市公安局“联合兵团”头头帮助下，秘密转到无锡上车兼程赴京“告状”。
早晨，接到特急电报的驻沪三军、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文汇报》、《解放日报》等七单位，都根据特急电报指示办，出动宣传车，大量印制传单，在全市各处广播散发。《文汇报》印了5万份传单，《解放日报》印了50万份传单。驻沪空军第一批赶印了1万份，派人到市区散发。警备区、东海舰队出动游行队伍，许多在逆流中严重动摇的群众组织头头也开始转变过来。
工总司等56个本市和外地驻沪群众组织联合发表通告，坚决拥护中央文革来电，并出动宣传车，上街宣传，迎头痛击这股反革命逆流。在中央文革的挽救下，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红革会战士纷纷起来造某些头头的反。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上海18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就当前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有关问题的联合声明》，号召革命造反派战士破私立公，来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胜利地开展夺权斗争。
《文汇报》、《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上海和外地驻沪33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二九通告，呼吁支农工人坚守生产岗位，就地同贫下中农一起闹革命，坚决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向全国播送了这个通告，《人民日报》也于次日转载。到2月8日，10万返沪支农工人中有82000人迅速回到农村就地闹革命。
有消息说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可能煽动部分群众破坏铁路交通，火线指挥部要求派部队保护车站。驻沪三军负责人立即讨论决定，派部队1200人进入本市铁路沿线大小车站，保护车站、交通，并参加执勤。
《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重要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社论说：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
《人民日报》发表首都三司的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提出要同时进行两个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分别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就上述文章的发表，接见了《文汇报》、《解放日报》负责人，指出，夺权应代表阶级利益，不能代表一派利益。满脑子私心杂念的人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夺权后还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报纸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专政的工具，不能代表一个派、一个组织的观点。现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取得彻底胜利，火力应引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报纸要走在斗争前面，不要被歪风邪气所左右。
市红革会某些头头还执迷不悟，煽动一部分战士在市内游行，继续张贴炮打中央文革的大标语。复旦等校部分红革会战士进行革命串联，酝酿联合起来造坚持错误的头头的反。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红旗》杂志重要社论发表，各革命群众组织、各单位革命造反派纷纷举行集会和座谈。大家普遍激动地回顾了“一月革命”的不平凡历程，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掌权。“一月革命万岁”的大标语贴遍全市。“迅速成立新上海公社”的呼声越来越高。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同十几个本市、外地的学生组织代表座谈《红旗》社论。会上分析了最近上海的形势。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出，目前及早成立一个过渡性全市权力机构非常必要，只有革命大联合才有威力。他们并提出把新上海公社改称为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出，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很复杂，两个阶级的力量斗争很激烈，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结，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反革命势力尽其所能在造反派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红革会头头搞炮打就是适应了陈、曹之流的反革命需要。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性。真正的革命者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考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是反毛主席思想的口号，要防止坏人利用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揪斗广大的红革会普通战士。要坚持批斗陈、曹之流的大方向，在共同斗争中巩固革命大联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夺权斗争。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提出，不赞成分裂，但分裂也不可怕，有联合就有分裂，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可以在这场斗争中看得更清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说：“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在炮打中央文革的逆流中，曹荻秋突然居心叵测地给张春桥同志写了一封信，说要跟张春桥同志个别谈话。陈丕显也嚣张起来。非法组织红卫军的一小撮坏头头去找陈丕显，说：“首长，我们保护你！你要多少人，我们就来多少人。”陈丕显竟神气活现地回答：“不要来多罗！来两百人就够了。”
根据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提议，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恢复了由于红革会头头搞炮打而中断了六天的工作，在新华社上海分社举行了一天的会议。参加筹委的有41个单位，其中本市单位28个，军事单位3个，外地驻沪学生组织10个。
会议气氛非常热烈。各单位代表一致认为，经过了一月革命风暴的伟大斗争，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建立代替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全市过渡性最高权力机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会议决定：一、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过渡性最高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二、发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定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三、发表上海人民公社第一号通令，宣布剥夺旧市委、旧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宣判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死刑，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四、定于2月3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会议确定上海人民公社组成单位的资格是：高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经济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厮杀大搏斗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贡献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有以下情况的组织不准参加：经济主义的行会组织，分裂革命群众运动、破坏革命大联合的山头主义组织，违背中央规定成立的非法组织，炮打中央文革反动逆流中证明已走向反面的组织，“假造反，真保皇”的组织。会议逐个审查了参加这次筹备会的单位。许多单位代表提出炮司首先在上海掀起炮打中央文革逆流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炮司代表坚持不认错，激起各群众代表义愤，多数通过决定不同意炮司为组成单位。最后决定上海人民公社由40个单位组成。到次日，由于驻沪三军作为三结合一方参加，减为38个。名单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
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农司筹）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为主的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
上海新闻革命造反委员会（新革会）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
新师大公社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红上司）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
红卫兵上海中专技校革命造反委员会（红中技）
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东北）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
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艺司）
上海市科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科司）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体司）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医司）
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小教司）
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员会（教革会）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赤革会）
上海市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革命造反兵团
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财联）
上海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同“红工司”对立的临时工组织）
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上海记者站
（以上本市群众团体和单位）
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纵）
（以上军事单位和军事院校群众团体）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
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以上外地在沪学生组织）
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全体代表。代表们非常兴奋地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详细汇报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筹备经过，并请示中央批准公社的成立。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人民公社在一月革命的炮声中成立表示最大支持和热烈祝贺，并告诉大家新上海公社宣言草稿已送到中央文革讨论，中央文革支持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斗争中创造的革命新生事物。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出：人民公社成立了，要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为人民服务。区、县的权也要夺过来，各工厂、学校的权也要夺。公社成立了，不是权夺好了，而是开始。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立即将上海人民公社决定成立的消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询问了组织情况后，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要驻沪三军参加三结合。
深夜，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武康路二号召开上海人民公社组成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特大喜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欢欣鼓舞，一致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春桥、姚文元建议为了更充分地筹备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将成立日期推到2月5日。筹委会代表一致同意了这一重要建议。
二兵团等36个本市和外地在沪组织的头头在党校通宵举行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红卫军、红工司、挺进军等非法组织或行会组织的头头拼命煽动二兵团负责人的资产阶级派性，鼓动他带头搞大分裂。最后决定，36个组织成立一个“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同样发布宣言和通令，宣称夺上海市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会上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的“紧急电报”，侮蔑上海人民公社“搞分裂”，“排斥老造反”，中伤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36个组织名单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二兵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一兵团（一兵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三兵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三司，原工总司钢铁兵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野战兵团
（以上是从工总司分裂出来的组织）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红卫军，非法组织）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工司）
上海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同参加公社的是同一组织内两派）
上海市学徒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五八”兵团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958年进厂的大、中学校毕业生组织）
上海灭资兴无铲修挺进军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挺进军，小业主为主体）
上海外贸驻沪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华东地区红艺兵上海工人革命军司令部
（以上是经济组织的行会性组织）
上海革命工人学生联合委员会“战到底”（在《解放日报》事件时，由工总司、红革会分裂出来的极“左”组织，后混入红旗军，转化为秘密组织）
国际工人革命军上海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军）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委员会（工革会）
红卫兵上海工人学生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工学会）
上海工人学生革命联络委员会（工学联）
红卫兵新上海司令部中学部
（以上是跨行业跨系统的政治面目不清的组织）
上海市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上海市公用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
上海一二·三革命造反委员会（机电二局新新等保密厂串联起的组织）
上海科技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科三司）
上海中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教司）
上海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员会（人革会）
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红旗公社
上海市级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市人委机关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保守派组织）
（以上是部分系统、单位群众组织）
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驻沪联络站
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驻沪联络站
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联合兵团驻沪联络站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东方红公社财贸造反团
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以上是外地在沪学生、临时工组织）
在工人阶级和全市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帮助下，广大红革会战士都起来造头头的反。复旦大学红革会战士于凌晨宣布接管勤务组，并举行了“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击退反革命逆流的誓师大会”。下午，各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红革会纷纷表示“请罪”。北上“控告”的某些人从北京发来电报，表示“请罪”。晚上，市红革会头头在上海师院开会，向毛主席请罪。三日市红革会“接管委员会”成立，四日，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陈丕显这个大黑手掀起的这股反革命逆流，最终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得到三十六个组织另搞所谓“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消息后，立即在清晨找二兵团负责人谈话。张春桥同志严肃指出：上海人民公社是上海革命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成果。我和姚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们再要搞一个什么大联合委员会，只能和上海人民公社对立，就可能在关键时刻犯大错误。二兵团负责人表示愿意考虑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同时坚持要求三十六个组织都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作为组成单位。
下午，上海人民公社筹备工作会议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
姚文元同志宣布，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负责人已决定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张春桥同志正式宣布了中央文革决定，他和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张春桥同志阐述了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这是能不能把权真正夺到手的关键问题。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有解放军做后盾，就有权，有力，才能真正打击敌人。张春桥同志针对在公社筹备过程中一些组织出现的错误思想，指出：夺权不能有“私”字。公社要公字当头，不能搞个人主义，山头主义等等。凡是“私”字当头的人决没有好下场。造反就是要树立“公”字，打破“私”字。关于公社组成单位问题，张春桥同志指出，不能以组织成立迟早来做标准，而要看是否有贡献，是否作了坏事。现在已经参加的，也可能不纯洁，也可能有问题：还未参加的，也不一定就有问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出，希望所有已参加或未参加的组织，都不要反对上海人民公社，要警惕有人搞秘密活动。
会议还讨论了公社体制问题，决定遵照毛主席“精兵简政”的伟大教导，在公社临时委员会下设七组一室，打破旧市委、旧人委那套重叠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临时委员会及各组核心都采取集体委员所有制，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外，都不以个人名义参加。临时委员会初步协商出19名代表：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驻沪三军负责人、工总司3名、农民2名、学生1名、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名、七个组的负责人各1名。七组一室的分工及职能初步进行了协商：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负责工交战线生产领导，由原来的火线指挥部继续担任；
组织组，负责公社成员及群众组织登记审查工作，以工总司为主；
政治宣传组，负责新闻、出版、文艺等宣传领导，以新革会为主；
联络组，负责各群众组织、各基层革命造反派的联系及调查，以同济东方红为主；
调查组，负责政策研究、起草文件等，以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为主；
保卫组，负责领导公安、司法等工作，由公革会及警备区为主；
接待组，负责接待处理群众来访及外地串联人员问题，由交大反到底及市人委机关造反派为主；
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社日常事务，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
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武康路2号召开筹委会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仔细讨论了成立宣言、夺权通令和《向毛主席致敬电》的内容。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出，宣言要始终突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三结合，自下而上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思想，这是最新最活的毛泽东思想。还指出要突出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张春桥同志应红革会战士的要求，就红革会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二、对于一般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头头，责任在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大方向的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头头对这次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郊县的一些公社、农场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侵袭下，大量人力外流，严重影响生产。如崇明的向阳、跃进两农场，已经到了2月份，还有约17余万斤棉花长在田里无人收摘，有40多万斤棉花因未及时处理而霉烂变质，15000亩水稻未脱粒，其中已霉烂或被野鸭吃掉的估计达11万多斤。工总司等31个群众组织发出通告，号召郊县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的新阴谋，“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所谓“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一些组织头头在红卫军、工三司、“战到底”一小撮坏头头的挑动下，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继续筹划成立第二政权，并准备将所谓大联合委员会更名为“新上海人民公社”，更露骨地对抗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根据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通知的精神，起草了一份关于取消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签字同意的农村外出合同工收入改为九五归己、恢复公六私四分配制的通告。尚未发出，被部分合同工侦知，两天来组织几千人围攻反经总部，大叫这个通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围攻持续了5天5夜。在全市和郊县革命造反派支持下，对受蒙蔽群众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终于使他们觉悟过来并在8日撤走。
凌晨2时，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再次找二兵团负责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说明他认识企图建立第二政权的错误，并表示：如果你们执意要成立所谓“新上海人民公社”的话，那我们和驻沪三军宣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看一千万上海人民拥护哪个公社？二兵团负责人表示改变自己的想法，愿取消所谓“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搞第二政权。上午他召集三十六个组织头头开会，宣布解散所谓大联合委员会。一场即将引起上海分裂为两大派、出现两个政权对立的严重危险，终于避免了。
晚上，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在上海展览馆隆重举行最后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全体委员，三十八个公社发起单位负责人，驻沪陆、海、空三军负责人和筹委会工作人员100多人。会议对夺权宣言和第一号通令进行了热烈讨论。张春桥、姚文同志充分听取了各方面意见，最后又作了补充和修改。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了宣言和通令草案。
在这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坚持革命大联合，避免可能出现的大分裂，说服各革命群众组织接受以下意见：一、把三十八个单位改称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而不叫组成单位，这样可使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加入上海人民公社，避免形成两大派和两个政权的对立。二、发起单位一律不登报，不署名，避免争名次，闹派性。三、开庆祝成立大会的时候，不是发起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也允许有代表上主席台。不论哪个群众组织，包括受蒙蔽的群众在内，只要是革命人民，都可以来参加庆祝大会，参加游行，表示对新生政权的拥护，筹委会一致通过了这三点意见。
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的特大喜讯，迅速传遍了全市每一个工厂、农村人民公社、部队、学校、机关、商店和里弄街道。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一千万革命人民以无比欢欣鼓舞的激动心情，迎接自己的盛大节日的来临。人们敲锣打鼓，互相赠送喜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鲜红巨幅标语，贴遍了全市每一条马路和街道。
陈丕显被二兵团关押在嘉定一个农场的鸭棚里，怀着无比阴暗仇恨的心理，绝望地看着革命人民将他扔进历史的臭屎堆里。
非法组织红卫军的一小撮坏头头，狗急跳墙，竟在深夜煽动了五、六百人包围成立大会筹备处所在的上海体委大楼，疯狂围攻大会工作人员，大吵大叫“不准我们参加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要调动10万人冲会场。”被上体司战士顶了回去。工三司的一小撮坏头头，也在所谓大联合委员会解散后嚎叫他们被“出卖了”。深夜，他们又勾结红卫军“战到底”等组织的坏头头，用欺骗手段调集了几万名群众，抢先占领了人民广场台前最好的位置，妄图在大会期间引起骚乱，在最后一刻破坏大会的胜利召开。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上海人民公社宣告诞生！
全市百万革命群众隆重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欢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的盛大革命节日。朝气蓬勃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从半夜起就一队一队奔赴会场。意气风发的贫下中农、革命红卫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天没亮就一群一群汇集在人民广场。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列一列地警卫着会场四周。大会开始前一个多小时，人民广场已成为语录和红旗组成的红色海洋。扩音器下，电视机旁，数百万革命群众在收听大会实况。驻沪三军严阵以待，游行路线两旁大楼上架起了机枪，黄浦江中心巡逻着炮艇，空军部队严密警戒天空，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捣乱的内外阶级敌人。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最热烈地祝贺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并宣布他和姚文元同志从今天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张春桥同志说，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这不是一月革命的结束，而是上海无产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战斗的司令部，可以更好地遵照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是斗争的中心，成败的关键。我们一定要把全上海一切还被一小撮走资派窃据的权力统统夺回来。我们一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我们一定要大抓革命、大促生产。张春桥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一定要加强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大联合，一定要不断地整顿思想，整顿组织，一定要打倒“私”字，确立“公”字，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地革命化，使上海人民公社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姚文元同志赞扬了上海工人阶级在一月革命风暴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指出：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是自下而上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斗争胜利的关键。姚文元同志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在空前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经过大联合形成了高度的集中，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夺了权，还有掌权、用权的问题，困难会很多，斗争会十分尖锐。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各项政策，用积极的态度去进行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阻力，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姚文元同志指出，必须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对于反革命分子要坚决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姚文元同志强调说，夺权以后，一切革命组织都面临着新的考验，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克服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本市和外地在沪的革命造反派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
大会在热烈欢呼声中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由大会一致通过。
宣言指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充分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宣言又提出了当前各项具体任务。
宣言强调说，夺取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再有几个反复，多次曲折，再打几个大战役，打几次歼灭战。宣言号召，一定要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通令，正式宣判旧市委、旧上海市人委的死刑，剥夺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一切职权。通令宣布了实行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军队支左、监督和保护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抓革命促生产、镇压反革命、正确处理干部问题、正确处理各群众组织关系等9条规定，即日生效。
大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全体成员，带领群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从人民广场经南京路到外滩，沿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广大革命造反派欢呼跳跃，伴送着“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的彩车前进。在外滩旧市委大楼前，工人造反队员和红卫兵小将摘下了旧牌子，挂上了象征新生革命政权：“上海人民公社”六个鲜红大字的新牌子。
“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在上海建立起来了。
上海和外地驻沪30多个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联合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工总司等各方面代表在大会上愤怒地揭发了陈丕显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发布一项通令：指出陈丕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宣布自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日起，不再承认陈丕显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隆重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照亮了前进的航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同志在大会上向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报告了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经过，传达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提出了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主要任务。大会宣读了《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着重指出：上海市地方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立，决不是斗争的结束。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上海、建设上海，使它更好地为伟大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我们面临着最中心的战略任务，就是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继续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不移地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三结合”，在一切需要夺权的单位和部门，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所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并且掌好权，用好权，抓革命，促生产，不断提高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把上海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来源：《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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